学习小组用俄语授课，这当然影响了教学质量。上课时一半时间用于口译，且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不能给邓小平提供其他选择，没有中文授课的小组，邓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5年却没有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
邓小平并没有气馁，按照他女儿的话说，他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7页。）他抱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很长时间。虽然他的俄语还是像法语一样学不会，但社会学科，包括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得了优秀。学校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也就是在那时，邓小平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周围的环境有助于邓小平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1926年的莫斯科以至整个苏联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旨在布尔什维克的监督下发展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随处可见，包括大学里。国家经济蒸蒸日上，国家和个体生产使市场更加繁荣。新的商场、饭店、咖啡馆纷纷开张。据邓小平的一位同学回忆，“我们这从没缺过鸡鸭鱼肉。……我们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比如早餐，会给我们鸡蛋、夹着奶油的面包、牛奶、肠、茶，有时甚至还有鱼子酱。此外，学校的服务人员为给学生们留下美好印象，在我们吃厌了俄餐时，他们赶快给我们请来中国厨师。从此我们有了吃俄餐或是中餐的选择”（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劳伦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页。）。学生的休息时间组织得也很好：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去剧院。1926年夏天甚至去了列宁格勒游览。（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8页。）
在莫斯科的生活，根本不同于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那时他或是为赚一点点钱而工作，或是靠失业救济勉强度日。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显而易见。马列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的讲话成为学生们的必读学说。“权力永远也不会高于经济建设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19卷，第19页。），邓小平记住了马克思的话。“试图完全禁止、封锁一切依赖几百万小生产者实现的私人的、非国家的交换，即贸易，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政策对于尝试它的政党来说等于自杀。其愚蠢，在于这种政策从经济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说其等于自杀，因为尝试类似政策的政党会慢慢崩溃”（《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43卷，莫斯科，1963年，第222页。），这是他在列宁著作中读到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在最高指挥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进入的一种特殊政策……要削弱资本主义要素培育社会主义要素、要使社会主义要素战胜资本主义要素、要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结语》，《斯大林文集》，莫斯科，1952年，第7卷，第364页。），邓小平思考着斯大林的论断。“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包含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首创精神，允许私人积累，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使其客观上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总之，要对所有农民和他的所有阶层说：要丰富、积累、发展自己的经济。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应该一直贫穷。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的是使我们的贫穷消失的政策。”（《布哈林Н.И.选集》，莫斯科，1988年，第137页。）他分析着布哈林的讲话。
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7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于是他并不情愿地被拉入学校展开的尖锐的派系斗争中。事情发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纽约，1995年，第179页。）较之更关注党务会议的学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而那些在开许多个小时的长会时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饭的学生则被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许多老师对此不满（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第179页。），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他虽曾是列宁近卫队成员，但他也是这世界上最珍视个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33，第28—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