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总部不在东方大学，而是在另一所大学，即邓小平到达莫斯科两个月前开办的，坐落于沃尔洪卡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大学”）。以前这里是首都最古老的中学之一——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学。与东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山大学主要是为中国人开办的，不仅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招收中国国民党党员。1924年1月，在保持政治和组织独立的前提下，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而建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山大学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教学中心。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在东方大学只停留了很短时间，也就是在他们到达莫斯科12天后即转到了中山大学。因为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派到这所苏联主要的“中国”大学更为适合。在东方大学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来得及适应，该校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已经把他们的档案交给了他的同事，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学号233，俄文名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校又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参见А.В.潘佐夫：《苏中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莫斯科，2011年第237页。），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
邓小平开始学习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课程设置的最后一个科目标注的是“报刊”）（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第530宗，第1卷，第16号；C.А.达林 ：《中国回忆录（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第176页。）。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1，卷宗17，第53页。）（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参见《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真理报》1926年3月11日。）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他吮吸着知识的营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5，第175页。）。
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当时中山大学共有30个这样的小组，每组25—40人），分到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是将来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都会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组学习的有他的朋友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指陈璧君的远房侄子——译者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这一组私下里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