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结局颇有戏剧性。赵明给局里打电话，称要借5000元到北京上访，“我向公安部反映问题有错吗？”局政委等人做工作，此事告一段落。
2002年6月4日，赵明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举动，他在一天之内将财政局、工商局分别告上法庭。
此前，瓦房店开始收“机动车辆人民教育基金”，交警队负责安检，安检的前提是有交费凭证。身为总检员的赵明需要不断给人解释。
“这本身就不合法，让我怎么解释？”赵明只好反映到有关部门，“但他们也不给明确答复，多问几次还不管了。”
在自认“驾驶员不满情绪疯长，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关口，赵明走进了市法院。4个月后，瓦房店停止征收“教育基金”。
在旁人看来，赵明状告或上告多部门，结局大多完美，但赵明叹气说：“解决了，又没解决。”
原来，当地“教育基金”等收费取消了，一些费用又巧立名目悄悄收了起来，赵明状告工商局所诉“小贩占道影响交通”的问题解决了，但“那个市场还是最烂的市场”。
梳理上述告状经历，不难发现，每次告状，赵明都遵循体制内规则，娴熟运用技巧，所以能屹立不倒、全身而退。
赵明也承认这一点，“最大的技巧，就是我反映的都是当时党和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提出时，一定要符合法律法规，绝不能触碰红线。”
对于合规，赵明所在协会出租车分会会长季业福深有体会：“他很重视程序，必须规规矩矩地按正常手续来，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有关红线，赵明以“女骑警门”为例：“我只要求公开信息。女骑警基地卖票我早就知道，但我不去碰。”
对于“越级”反映问题，赵明坦白地说：“这是我官本位思想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因为我说了，他不改；大官一说，就改。”赵明认为，现实中，反腐和监督是需要身份的，上级监督下级管用，下级监督上级就要付出代价，这让他感到悲哀。
有一年，当地高铁施工引发纠纷，矛盾最终集中在施工队和动迁户上，酿成恶性事件。赵明第一时间报告新华社，新华社做了报道，矛盾缓解了。有人却想要追究他，甚至私下指责他涉嫌泄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