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在此过程当中，法官与干预者也有交锋，但最终扛不住压力听从了省政府的安排。莫于川说，这种干预使得司法在面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时，保持尽量远离的姿态，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
信息公开下一步
种种问题，王锡锌认为，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经逐渐进入深水区，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
以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为例，此项工作各地早有尝试。湖南某县曾高调推进此项工作，并在所有部门进行排名，增长排名靠前的部门负责人要公开说明情况。但此项工作推开不久便遭抵制，以接待费为例，大部分是接待上级政府官员，没有钱接待，很多工作都无法开展。
莫于川说，“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实际上就是得罪上级，最典型的是四川白庙，搞了公开之后，上级领导再也不去了，一个地方要是这样的话，工作就没法做了。”
这种困境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问题：任何一项公开触动的都是官员们自己的利益，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却又需要依靠这些官员去做。
鉴于目前立法层面并无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或修改《保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计划，从立法层面上理顺二者关系可能性不大。
而行政诉讼的问题有赖于行政审判体制改变。莫于川认为，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改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体制性改变没有太大可能的前提下，在王锡锌看来，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认同，“今天行政体制改革，实体结构的调整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这种治理的技术变革，推动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引入更高的透明度，能够促使体制结构得到优化。”
“未来应当在权力行使的过程、财政预算决算、公用企事业单位、重大招投标领域等领域推进信息公开，确保政府行为纳入公众监督之中。”王锡锌特别提到的是，“应当适时推动官员信息公开，解决决策中的利益冲突问题，落实政府伦理、重建公共信任，而不仅仅是防止腐败。”
鉴于任何改革都会碰到阻力，王锡锌建议， 应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以及自下而上公众参与形成的推力，以及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带来的压力，共同把政府信息公开推入良性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