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里提到，公共知识分子关于“公民社会”的最大误解莫过于与“市民社会”混为一谈了，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洋文翻译上的问题，其实反映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
一百多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就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论犹太人问题》)
“公民社会”反映的是个人与表现为国家的社会整体的关系，也就是关于公权的问题，一方面，对政府来说是如何产生和行使公权力的问题，对个人来说则是如何产生和行使公权力的问题，也就是公民权利如何让渡给政府表现为公权力的问题，理解的关键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反映到公民权利计量的问题上，是以人头来表现的，俗称一人一票，反映和维护的是平等关系;而市民社会，显然指的是个人之间或者个人与组织之间，再或者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易关系，也就是私权利的问题，它的大小则是以货币钞票为依据的，反映和维护的恰恰是不平等关系，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
就洋文civil society 来说，的确可以有时候翻译为公民社会，有时候可以翻译为市民社会，但是针对具体事务的时候，要么只能翻译为公民社会，要么只能翻译为市民社会。譬如民间的环境保护组织，显然只能归于公民社会范畴，如果说它属于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范畴，恐怕谁都会觉得别扭甚至荒唐。而正在兴起的业主自治运动，也就是居住小区里自有房产主的业主如何管理自己房屋的事务，譬如选举业主委员会的问题，说它属于公民社会范畴同样是勉强的，因为这样的选举不是按照业主数量，而是按照业主所拥有的房屋的面积来计算票数的，否则秩序就会混乱了。当然，两者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公民社会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譬如环境保护组织，而市民社会关注的是特定群体自身的利益，譬如业主自治的问题。
这样两种性质明显不同的事情拥有一个洋文civil society，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其实不然，因为在西方古代社会，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直接统一的，拥有财产从而具有交易权利的市民才能参与国家事务，例如古希腊城邦的“市民大会”，当然也就具有了公民的含义，因而也可以翻译为“公民大会”。反过来国家也能干预市民社会，譬如可以经过公民大会投票表决剥夺市民的资格，例如古希腊就有“陶片驱逐法”，把大家不喜欢的市民赶出所在的城市，甚至很受欢迎的市民反而被认为对社会有危险而遭到驱逐。但是到了近代产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事务逐渐分离开来，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同样也逐渐分离开来了，一方面，公民社会成为了反映市民社会愿望的镜子，或者说是成为了市民社会作用于国家的中间形式;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无权剥夺市民合法的交易权利，譬如一个人即使因为犯罪入狱，也就是他的公民权被限制甚至剥夺了，但是他以前合法拥有且没有被依法剥夺的财产仍然能够自主交易，也就是作为市民的权利依然存在。 简单地说，只要把握了“市”的含义，“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区别不等于分流，市民社会始终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道理并不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