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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三落”为何能“三起”

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

  虽然是被下放,但邓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来是好的,“他每天来上班,一进门就说‘同志们好’,走的时候都要对大家说‘明天见’。”

  邓小平话不多,也不主动跟人讲话。陶端等人就有意找话题跟他聊,“老不讲话也不好”。

  一次,车间一位浙江小伙子有意问邓小平:你在北京当什么官啊?陶端记得,邓小平严肃认真地说:“当大官。”

  当年的副排长、现年66岁的涂宗礼就没这样跟邓小平“开玩笑”了。他曾私下问邓小平中苏战争打不打得起来,邓告诉他“打不起来”。他又问西哈努克为什么长期在中国,邓解释,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真心实意支持柬埔寨人民。

  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陶端说。

  因为在车间是邓小平的领导,陶端跟他的交流比较多,还要关心他的生活,问他每月口粮定量多少。邓小平说:每月26斤米。问:够吃吗?邓小平:吃蔬菜多一点,26斤米就够了。

  邓小平曾对陶端讲,自己刚到新建县拖配厂时,白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过了一段时间白天可以不吃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晚上也可以不吃了。

  1971年11月5日上午,在拖配厂的职工食堂里,邓小平聆听了影响他政治命运的一次中央文件传达。这个食堂现已更名为“小平会场”。

  陶端回忆说,邓小平听传达时,一本正经地坐着,“两个小时都不动一下”,也没有左顾右盼,当时大家心里想,他是当大官当惯了。

  “当讲到林彪摔死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严肃的表情中有一点笑意。”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妻将雏,祖孙近十口人,悄声离开新建县。他们要返回北京。临行前,他让卓琳带着孩子到厂里向大家致谢。陶端等十几名工人闻讯赶去送行,邓小平从一个小纸箱中拿出云南麻糖招待大家。

  “发展生产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工人们回忆说,邓小平话虽不多,但人很随和,在跟大家谈到当时新建县的疫病血吸虫病时,他说要重视,加强粪便管理,但也不要紧张。

  在江西劳动期间,已瘫痪的邓朴方也来到了父母身边。有一天,邓小平问陶端,邓朴方在家中没有事做,有没有无线电修理之类的活让他做一做?陶端说,厂里没人有收音机啊。邓小平说,实在没有就算了。

  陶端有4个孩子,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邓小平说:你们这里工人的生活情况我是知道的。想解决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个领导就能解决的,非要把生产搞上去,你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工人们说,现在想来,这或许就是他在基层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切身感受吧?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陶端和车间的40多名工人以及厂领导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

  如今,这条小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发源地。当地政府从去年起筹建包括小平小道纪念馆、小平广场和小平公园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首期工程竣工对外开放后的一年里,接待了20多万海内外游客。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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