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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三落”为何能“三起”

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吃不饱,肚子好饿”

  批判之后,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到当地采访时,现任村镇干部竟不知道小平曾在这里生活过。然而,石街两旁的老房上还依稀能辨认出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

  94岁的肖臣贤说,这些标语正是邓小平在此居住时留下来的,“你看标语后还写有年月”。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曾回到这里。宁都县博物馆前馆长曾庆夔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回赣南考察,相当保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外宾。从头到尾,他除了询问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几乎就没有说话。我的感觉是,他的宁都记忆并不愉快。”

  此后,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在自述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批斗对象吃不饱的事在当时并不鲜见。据罗明回忆,他在挨批斗时,炊事员就不给他做饭吃。

  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邓小平还多次遭受这样的“左”倾迫害。也许就不难理解,到了晚年,他为什么会强调,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实行农村改革、倡导包产到户的思想基础呢?

  邓小平后来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然而,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妻子金维映却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地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后来撰写《邓小平在赣南》一书的凌步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难能可贵的是,后来,邓小平不但没有怨恨批判他的人,相反,批判他的大多数人最后成了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和团结对象。

  邓小平在红军总政治部期间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瑞金城西的沙洲坝,寻访当年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走上田埂,远远就能看见两栋白房子伫立于水田之上。大的那栋就是总政旧址,小的那栋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瑞金的住所,人称“独立房子”。两所房子相去不过百米。

  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在白房子的右手第二间。房内一床一几一凳,就是在这里,陷入人生低谷的小平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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