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错放”的争议
巧合的是，在福清案宣判仅3天之后，也即5月6日，《人民法院报》全文刊登沈德咏4月在广州的讲话，这篇题为《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是最高法近年来对错案现象最集中、直白的表述，引发外界普遍关注。研究诉讼法出身的沈德咏，在文中强调“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这被不少人解读为最高法释放坚决执行“疑罪从无”这一判决原则的信号。在过去两年出现的广西北海案、贵州小河案等审理过程中，频频出现辩护律师权利不被尊重、律师“死磕”法院等颇为悲壮的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司法倒退的表现，令法院形象受损。
最为典型的案子是今年4月被改判无罪的李怀亮案。该案之所以会被曝光，是因为被害人家属与法院达成的一份“死刑保证书”：只要判李怀亮死刑或无期，被害人家属就保证不上访。保证书签署后的3个月后，2004年8月，李怀亮一审被判死刑。
后来，案件改判死缓。再后来，媒体曝光的细节越来越多，双方家庭都多次上访北京，给法院和当地政府带来压力。
荒唐的注脚或外界的高压，成为扭转案件发展的要因。本该超然的审判者受困于于案外的因素：无论是行政利益，还是舆论压力，都让他们疲于应付。
即便对于沈德咏关于错案的最新论述，法律界也有不一样的解读。萧山五青年案代理律师钟国林，也是夏俊峰案的辩护人，在总结办案经验时说，“所谓‘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本身是个伪问题，什么叫‘错’？根据法律证据不足就是无罪、就该放人，不存在所谓错放。其实，这是司法不自信的表现。纠正错案怕什么，越纠才越有信心。关键还是要让法官有信心、有勇气说出：证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
7月4日，履新三个多月的周强，首次接受记者提问，强调“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而7月8日，最高检副院长朱孝清发表文章，称不同意“有的同志认为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就要宁漏勿错”，似乎直指沈德咏的文章，引发外界对法检两家不同表述的猜测。
类似不同看法在7月10日王书金案的庭审中也有体现，律师为“疑似真凶”做认罪辩护，争取立功情节；检方则坚称人不是他杀的。背后的问题是，从初审到执行死刑只用了一个月的聂树斌案到底冤不冤。1995年，在只有口供、没有物证的情况下，聂案被迅速坐实。而事实的最基本承载体—130页的卷宗只开放26页，聂案的再审程序也迟迟不能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