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的是对的。当时的苏联也还是穷国，为支援广东政府北伐就给了几千万元的援助，已经是很大的负担。况且，还要背上武汉政府这个包袱，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再者，靠钱收买，毕竟不是件长久的办法。蒋介石到了上海一旦拿到了江浙财团和西方国家更多的钱，不是马上就和苏联翻脸了吗?
特兰还要争辩：然而，这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开小差跑向共产党的。斯大林心中暗笑：这是完全脱离实际书生之见。但他没有批驳特兰的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鲍罗廷发来的紧急电报，递给了特兰：你看一看吧。
这是一封很短的电报，大意是：国民党左派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与共产国际破裂，他们也已经在所不惜。
特兰一时无话，不知道说什么好。斯大林似乎看透了他内心的想法，继续说道：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研究一下，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
布哈林、陶里亚蒂和特兰都明白斯大林所说的“策略”含义是什么：暂时对武汉国民党军政当局让步。
法国人某些方面的固执在特兰身上表现的很充分：我们必须战斗。
斯大林显然是在尽力耐着性子解释：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共产党人应当使用策略，而不会遭到损失。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军官的土地。
陶里亚蒂终于表态了：赞成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于是，共产国际确定了退让求团结的决心。
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只有听从汪精卫等的意见，认为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对湖南的许克祥进行讨伐，通知党内强调：“百事应由政治解决，不得自由行动，”甚至还公开承认“马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
然而，许克祥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毕竟要清算，谁都知道玩嘴的汪精卫是无法落实实事的，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到了唐生智的身上。
此时的唐生智可谓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军委及国民政府委员、全国农民协会委员。他本来正率师进行第二次北伐，力克郑州，“马日事变”发生，唐生智从郑州返回武汉，请求亲自赶赴长沙，军事委员会迅即作出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办理此案。
唐生智对前来请愿人们的表态是很坚定的：“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群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他还表示：对此事要严肃处理。
请愿团见唐生智态度如此明确，就满意而归。中共中央听到这一反映后，也感到有了希望。
但是，有人说“唐生智是个西瓜，外表是杂色的，内心可是红的，会支持我们。”
可也有人说“唐生智是个水萝卜，外表有一层红色，装着进步，内心可是白的。”
毛泽东表示这件事不能过于乐观。他和李立三、郭亮召集了湖南情愿团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200余人开了个会，劝大家不要在武昌长期呆下去。他说：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这次讲话，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阐述了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的思想。但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仍然希望和唐生智合作，不过内心倒是做了分裂的准备。这和一些党内一味相信、依靠唐生智、汪精卫，不早做应变准备的机会主义者相比，委实是高出一筹。
刚刚在五大上被增选为中央常委的周恩来此时提出了一个发动湖南农民暴动的意见，并要去自己亲自去指挥。这个建议得到了包括总书记陈独秀、苏联代表鲍罗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支持和赞同。
但是，会议刚结束，共产国际驻武汉的代表罗易和鲍罗廷突然又说要“修改”暴动计划，而且还说拿不出钱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布哈林指示对他们的影响。
这导致了周恩来湖南暴动计划的被搁置。现在看来，如果那时候实施暴动计划，唐生智、何键的主力部队都在河南，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除了北伐河南的第二十五师外，大都集中在武汉附近，正好是一个可以发动的好时机。
可惜机遇一去，不复再来，人世没有后悔药吃。
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一个令人不解的举动，进一步促使国共及早产生了分裂。
这个印度人罗易曾经是个国际性的传奇人物。他早年参加反英斗争，前往美国筹集军火时逃往墨西哥，参与筹建墨西哥共产党。作为墨共代表，他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受列宁委托起草了《民族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此后又前往苏俄塔什干等地建立印度共产党。他于1927年3月来到中国后，主张一直是激进的。在中共五大以后，他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却又对政府首脑汪精卫充满信任，这实在是矛盾而且荒谬的。不了解他国国情，却又掌握着决策权，恰恰是共产国际领导体制下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