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地“4.12反革命政变”和许克祥在长沙“5.21马日事变”，激怒了两湖地区的中共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和寓居在此地家属们的情绪激愤异常，纷纷要求中央尽快拿出对策。其实，不光中共中央感到震惊，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感到坐不住了。
在中共中央内部，乃至当时还是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因为“马日事变”导致了相互的埋怨和激烈争论。此时的共产国际是指导各国革命的权威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也经常下指示，可以说陈独秀的很多错误，根子其实在莫斯科，只是后来一批判，尚需要莫斯科支持的中共怎好批判“老大哥”，只好按照中国人经常使用的常规和障眼法“经是好的，只是和尚念歪了”的原则处理，那就只能是活该陈独秀倒霉了。
“马日事变”一发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小组就马上开会讨论此事。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以及法国共产党代表特兰出席参加。主持讨论会的是布哈林。
简单的通报了中国新近发生的情况消息后，布哈林说：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可是国民党内的那些将军们不能容忍。看，刚刚是蒋介石发动了政变，长沙的事件就是由此造成的，武汉的汪精卫国民革命政府可能也要出现不稳。
那么，怎么办呢?
布哈林显然是很难过的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就要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我们现在地同盟者。
布哈林的主张显然是要向武汉国民党政府让步，方式是限制湖南、湖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尤其是不能夺取土地。其实，即使真的实行布哈林的这一意见，就当时的情势来说，已经来不及阻止武汉政府的翻脸了。
法国共产党代表对布哈林得意见提出了反对：问题不在是否牺牲同盟者，而是要看牺牲那个同盟者——到底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索性不要依赖武汉政府，还想拿国民党的合法决议当武器，其实反而不利。
这种意见明摆着要抛开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布哈林和陶里亚蒂不同意。
布哈林决定去“请示”一下斯大林。
按道理说，布哈林是不需要请示斯大林的。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从名分上来说，各国的共产党都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还应该是布哈林的下级。然而，世界上的事情你如果都“按道理”去做，保证你做成的很少。谁都知道共产国际是靠苏联的支持才能存在，此时它的主要作用已经相当于联共中央的国际联络部罢了。实际上那里有什么“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就是联共中央、就是斯大林，任何国家共产党人在重大问题上最后都要服从“苏联支部书记”斯大林的决定。
斯大林那时候已经很伟大了，因此几乎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有“中国问题专家”之称。他显然是事先和布哈林通过气，所以一见面就表示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并且很严肃地道：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就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战争。
特兰问：难道现在不能开始内战吗?
斯大林感叹地说：不能……因为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不能筹办大量足够的资财，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看来共产主义者也知道离了钱办不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