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29日被判无期（资料图）
沿着时光往前回溯，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同样对军队中的腐败痛下狠手：江泽民时期，查处了原第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和总参某部部长姬胜德贪腐犯罪；胡锦涛任上，则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获刑。
“三代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是一以贯之的。
从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严厉程度来看，获刑高官被重判者为数不少。眼前就有2013年7月8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不仅体现了对腐败的高压严打态势，也彰显了法治精神。”
中国是少有的对腐败犯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都被判处死刑，反观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对腐败的最高刑罚就是十年。
在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看来，惩治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现和惩处，一个是法律的制裁，“应将更多关注点放在发现和惩处上，这个更重要”。
“腐败惩治的要义在于其威慑与阻吓力，这种力量的发挥主要不在惩罚的严酷性，而在惩罚的必定性，不可逃避性。”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说，坐飞机掉下来后多半会死，但坐飞机掉下来几率很低，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坐。“腐败也是一样，被抓后看起来后果很严重，但只要被抓的几率小，那些人同样还是会腐败。”
1993年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
中共历来重视反腐，1949年前就已有之。中共通过武装斗争打天下时，依靠的是“战争反腐”。战争结束后，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考虑到有一批党员干部会被“糖弹”打中，他解决腐败的第二个载体是“运动”，即通过隔三差五地搞群众运动反腐。
在上述两个反腐阶段中，中共党内教育只起到辅助作用，不过因战争反腐和运动反腐作用明显，中共当时腐败问题并不严重。改革开放前，依靠群众运动反腐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颇为清廉的国家之一。但是，“运动反腐”有两个后遗症：一是严重干扰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二是助长某些心术不正之人在运动中投机取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李永忠对此的解读是：“领导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改革，只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权的分解，党内民主才能存在，党内监督才能加强，这样才能产生权力制衡。”
江泽民主政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反腐倡廉处在摸索阶段。在1980年代，中共党内一般是用“不正之风”、“贪污受贿”等提法，正式文件中“腐败”一词很少提及。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共开始确立“两手抓”方针，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发展经济；另一个是反腐败。自1993年1月1日起，中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开启了反腐败的“中国模式”。在这个机制中，纪委处于“组织协调”的重要地位。一位专家介绍说，“对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100%是中纪委先查。”
在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中共又部署确定“三项工作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提出非常系统的反腐败思路，但还是摸索性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那次会议上，江泽民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工作得到空前重视。李永忠指出，自那以后，每年都召开一次中纪委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在京政治局委员悉数到场，“这个规矩一直保持到现在”。
胡锦涛在2002年十六大执政后，全面推行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2005年，中共推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中共继续推行反腐败“五年规划”。
庄德水发现，胡锦涛十年任期中更注重整个社会的发展，“他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作为中央集权国家，在反腐败之外，追求的价值目标必定包括国家安全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无数国家的反腐败实践得出一个结论：危机推动变革。如果执政者发觉腐败问题已经威胁到政权统治、国家利益等根本问题时，反腐败就会被高度重视。
在2012年底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当即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