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本质上应是一场权利革命，它既需要解决人人平等的问题，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允许国民自由迁徙和服务均等化；又要处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政治不平等，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其中任何一项，更别说全部。这种制度上广泛的不平等，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和人员的流动，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解除这些不平等的制度，给予人自由和平等，让市场决定资源分配，城镇化才有基础。
从国家发改委近日的表态看，中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计划没有任何新意，只是对现状的确认，更像是为城镇化“披上一件羊皮”，但人们看不清羊皮下面是什么，通常是由市长们暗箱操作。
在这个等级制国家，不平等广泛存在。城市的行政层级制度形成了城市间的权力等级，资源不断向权力中心以及上级聚集，呈现金字塔状，这严重影响人员流动，造成大城市病以及小城市人口规模不足等现象共存，类似马太效应。过去数年，中国中小城镇人口比重则不升反降，到2010年下降到20.7%，回到20年前的水平。而北京等超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出现交通拥堵、房价过高以及空气污染等问题。“大城市病”降低了经济效率，而小城市即使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比如便宜的土地和人工），却没有特权优势，形成了资本错配，阻碍中国继续发展。
尽管不同地区间因历史、地理、人口以及其他自然禀赋不同而存在差距，但是城市间的权力不平等意味着更高行政等级的城市可以通过政策垄断更多资源，从而在吸引境内外投资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中央政府也通过制定地区性优惠政策，比如批准各种国家级政策特区，制造城市间的不公平竞争。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造成中小城市无法发挥人口规模优势，因为省城与直辖市吸血过多。
强势地区（比如北京、上海等）因为税收原因而不愿放弃制造业，中小城市也就得不到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尤其是各种优质公共资源都聚集于更高级别的城市，比如北京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金融、科技等中心地位，在这种城市等级制度下，让没有产业基础和公共资源优势的小城市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市民显然是可笑的。只要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垄断各种资源不放，城镇化就缺乏扩张的基础。
中国的分税制也造成财政资源不断向上集中，中央政府拿走大多数，而地方政府级别越低，财政收入越少，这也是各地热衷“县改市”的原因。审计署2012年对18个省财政审计发现，地方各级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其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一半，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由于大部分小城市没有产业基础以及由其决定的税收来源，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化成本。
如果想让小城市吸收更多农民，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而在开辟新税源方面只有房产税，但是，中国政府至今连对存量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想法都不敢表露，不仅因为遇到体制内巨大的阻力，或许更担心引起房价下跌。问题是，目前过高的房价如果不跌，农民根本买不起，怎么又可能进城居住成为市民呢？难道政府是想让农民为房价托市，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运转？在房地产问题上如此暧昧，却要积极推动城镇化，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