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压力型体制以及“一把手”现象的普遍存在，为领导者推行人治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在论及中世纪末叶法国的社会状况时曾深刻指出：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677—67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由此观之，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同样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束缚，与之相应的便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农民对地主的依赖性很强，无法取得自身的独立地位，致使众多缺乏政治自主意识的农民，如同一个个同质而又彼此不相关联的“马铃薯”，他们也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需要高高在上的皇权主宰一切，寄望于“明君”和“清官”来“为民作主”。因而，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相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必定是实行人治。
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开始了变革，逐步由人治走向法治。但是，由于受到长期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影响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中共在执政之后，建立了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之下，领导者的人治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地继续滋生和繁衍。时至今日，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尽管曾经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基本确立，但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长期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并未发生改变，结果导致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把手”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从而使领导者的“人治偏好”得以沿袭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所指出：中国“人治”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难以区分的条件下，更容易产生“人治”。（江平：人治的危险与法治的条件，《南方周末》2009-09-25）学术界关于压力型体制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各级政府是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的，从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压力；压力型体制并不是新的现象，而是传统的动员体制在市场化、现代化这个新背景下的变形，于是便在各级领导工作中形成了层层对上负责、层层对下施压的“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采取了这样一种特定的责任实现机制，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完成过程采取“一把手”工程方式；工作评价采取“一票否决”制。（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11期 ）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运行机制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它使 “一把手”的权力被放大，从而掌握着资源调配、人事任免等各项重大权力；同时，它还使“一把手”作为本单位第一责任人为保证完成上级任务而滥用职权，又有了更加充分合理的依据。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复杂化和显性化，在压力型体制下，凡是在涉及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等各种重大问题上，地方党政负责人作为“一把手”和第一责任人的权力较之于以往更加高度集中。于是，凡事皆由“一把手”说了算，这就为领导者推行人治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条件。
3、传统政治文化中积淀下来的人治思想观念，为领导者的人治偏好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没有西方那样的民主文化土壤。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特征是人治，中国的人治传统最为悠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即儒家学说，儒家向来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即通过人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因而主张君主要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郑永年：中国可能发展出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体制 ，《社会科学报》2013-01-04) 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虽然一直处于向现代性的转型之中，但终究未能成功，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为民作主、等级特权、人身依附等人治思想观念依然潜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逐渐形成了崇高的领袖超凡魅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然而，也正是由于上述历史原因以及其他现实情况所致，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的这种纯朴感情后来又逐步演变为一种很不健康的个人崇拜心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们执政以后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人治倾向，直至后来发展为十年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革结束后，我们痛定思痛，开始对这种个人迷信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如今类似毛泽东这样的超凡领袖人物也早已不复存在，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向法理型社会的转换过程。但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淀下来的人治观念仍然潜移默化地发生影响。由此看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传统政治文化依旧是领导者人治思维的深厚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