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5日,《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公布,其中行政体制改革被列为年度重点改革领域,提出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在此背景下梳理西方公共服务的理念嬗变过程,对于推进当前的实践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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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共服务理念及其嬗变
西方公共服务理念的形成和演变,与西方社会对政府管理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息息相关。西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所有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应由政府提供。这实际上把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截然对立起来。在其影响下,很多国家把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专利,致使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承担的公共事务日益繁多,公共服务成本高、效率差、质量低的弊端更加明显。为缓解西方社会所普遍面临的公共服务困境,一些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中,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对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
公共物品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提出的纯公共物品理论,1919年,林达尔均衡原理的出现有效解释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问题,随后萨缪尔逊发表文章“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图式探讨”,提出并部分地解决了公共产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以萨缪尔逊、乔治·恩德勒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理论从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及混合产品的概念界定出发,提出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将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机制更适宜于从事私人产品配置,政府机制无法做到像市场机制那样通过分散化方式有效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混合产品应当根据公私程度的差异参照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进行配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
然而,公共物品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和解释现实社会中部分特殊的公共服务情况,为了弥补这个缺憾,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首次提出了“准公共物品”概念,并开启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新纪元。以布坎南、阿罗、奥尔森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前提出发,试图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框架,提出政府组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必然存在自我膨胀的趋势和低效率的弊病,为弥补现行体制的缺陷,应当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将政府的功能与活动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场和社会。这种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作用的尝试,为提高政府效率、克服政府失灵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尤其强调在政府内部确立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如拍卖、承包等方式来生产某些公共物品或服务。
在上述理论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形成了全球性公共行政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涉及了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如重塑政府、民营化、全面质量管理、法律与善治等理论,还涉及大量新主题如公共服务供给、产权、交易成本、自治型公共组织、多元组织、绩效评估、流程再造、标杆管理等。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在公共部门更多地运用市场、私营部门的先进管理方法,发挥竞争机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重视服务管理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强调满足顾客的需要,注重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努力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但新公共管理也有公民参与不足等弊端,于是又诞生了后新公共管理模式,其理论框架主要有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格利夫、杰普森的公民参与理论,它们“强调通过对民主治理模式的构建以及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建来推进官僚制政府改革”,并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应确保公共利益实现,政府的角色不是被动的管理者,而是公民需求的主动识别者和回应者。应当改革管理模式,让公民广泛参与行政过程,影响和监督行政决策,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并提出公共服务消费者参与行政过程的三种具体形式。随着各国行政实践探索的深入,人们对政府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公共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自身利益并促其实现。这些经验和成果为我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