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完善是民主过程
《中国经营报》：所以说，不平等问题只能在经济之外去解决？
邹恒甫：对。社会公正要通过再分配，通过建立免费教育制度、免费医疗制度、免费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这些都必须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做。那种认为先把蛋糕做大，以后分配就自然会平等一些，就是胡说八道。一味强调经济增长以后，财富的分配可能是富人占有越来越多，穷人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相对来说，印度的发展可能就比较平等一点，它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左右，大概100多年没变了。基尼系数其实很不容易变的，美国的克鲁格曼一直叫嚷美国贫富差距太大了，但其实只是从0.38变成0.39或者0.385，就算比较大的变化了。但中国近些年的变化就波澜壮阔了，从0.25到0.27，再到0.37，甚至到现在突破0.47。我们讲基尼系数指的是收入分配，而财富分配就更加畸形了，因为一般来说5%的人拥有了这个国家85%以上的财富，如果照此算基尼系数应该是0.8以上了。但其实，平常基尼系数讲的是收入分配，洛克菲勒拿的年薪和我拿的年薪，如果不考虑利息收益，可能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在交了税后可能平等了很多。所以，基尼系数对平等的反映是非常糟糕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基尼系数是消费，消费的基尼系数就更平等了，因为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也就20%。美国的总统到中国来，可以到烤鸭店里随便吃一餐，一般老百姓也能去吃一餐。因此，谈基尼系数一定是要分清楚是对财富来说，还是对收入来说，抑或是对消费来说的。这里面的学问很大，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养了那么多专门研究贫富差别的人。
我的观点就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我这么说并不是为收入不平等辩护，让大家为了经济增长容忍不平等，而是我根本不关心增长，我只关心公平。其实，世界银行从2004年以后，就不再强调增长了，而是强调公平。还应该知道，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又可能妨碍经济发展，比如因为极端不平等，使得人的生存的权利优先于财产权，这就会发生动乱，对消费就会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经营报》：这就是你曾经谈到的，“经济不平等不一定造成社会动荡，但如果是腐败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就有可能带来动荡”？
邹恒甫：修正一下，我认为社会对基尼系数容忍的底线是0.45，如果收入分配差距真的突破了0.6，那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很大。尤其是在中国，分配往往是通过寻租完成的，不是通过收入来分配的，是权力变成了金钱，金钱再贿赂权力，而没有金钱、没有权力的往往就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演员”，就像冯仑他们曾经说的，他们不过是“观众”。也就是，这个社会最有钱的人，现在也是在看着当官的在演戏。这些观众坐在最后一排的人说：“中间的人你不要站起来，老子看不见了。”中间的人说：“前面的人也不要站起来，老子也看不见了。”所以大家都要站起来，而真正坐在第一排的是权贵，我想这大概是冯仑真正想表达的。
《中国经营报》：你曾举过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说它们虽然经济不平等也很严重，但却不会走向动荡，你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什么？
邹恒甫：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应该说还不是那么高，因为它们的公平措施做得很好。我们曾经努力想学新加坡的那种威权体制，但其实它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很健全了，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其他社会保障制度都非常完善，形成了各种族之间一个非常和谐的共同体。
《中国经营报》：你还说过，政府部门的生产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怎么解释中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最最主要的力量。
邹恒甫：中国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法治、社会治理等方面欠账太大。把类似4万亿元的开支搞城镇化还不如用在确保全中国人民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完善养老保险和幼儿保险，这些都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更优地形成，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者法治资本的形成，远比投资“铁公基”的物质资本形成更加重要。
《中国经营报》：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具体指标应该是怎样的？如何实现呢？
邹恒甫：如果我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都占到GDP的6%，加起来就是18%，那就跟国际标准比较接近了。如果每一项都达到8%，总计就是24%，那就跟美国接近了。而欧洲每项都达到了10%以上，那就可以实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了。这其实是一个民主的进程，是公民要求的结果。而不是像哈耶克说的，要经济自由，政府不能管这些。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家，左手高举着哈耶克，要求绝对的市场自由，所谓自发秩序，右手拿着帝王书，忽视员工权利保障，对员工独裁。中国未来要极力避免这种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