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不能自然带来公平
《中国经营报》：目前政府的房地产调控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境地，你认为合理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邹恒甫：我认为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两房”体制，从现在政府直接插手楼市，变为由国有企业来负责。美国的两房集团就是给中产阶级或者是下层阶级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在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平均三十万美元一座，前面有网球场，后面有游泳池，提供给低收入阶层的最便宜的四五万美元一座。我们学习美国的住房保障体制，也要像美国那样至少搞两家企业出来，制造竞争。我还希望把王石、任志强、潘石屹都任命为国家房产局竞争委员会的委员、副委员、副主任、主任，把他们吸收进来，不让他们进行垄断，让他们相互竞争，这样就能把保障房建设好。按照芝加哥大学的理论：第一，垄断比国有好；第二，两家就代表了完全竞争，有三家就是残酷竞争。比如现在的铁路改革，搞一个铁路总公司，它还是向国家要钱。不如拆分开来，让铁路经营内部形成竞争，按照商业规律运作。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石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搞得好吗？
邹恒甫：它们还是内部机制没有协调好，因为石油在中国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所以由发改委统一制定价格，并不能真地反应市场变化，而它们的人事也由政府统一任命，导致“两桶油”产生合谋，竞争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其实，芝加哥大学的理论有一个反例，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它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谜，石油价格那么高，为什么欧佩克各成员国之间，还是要严格遵守协议，没有自行增加产量。我估计是伊斯兰教使它们凝聚在一起。
《中国经营报》：同一行业的国企间难以形成竞争，是不是因为它们都有统一的经济基础的意义，这使得它们很难真的“分开”？
邹恒甫：虽然如此，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希望看到它们竞争，而不是互相合谋做大，形成可以左右政治的利益集团。
《中国经营报》：你曾说自己想做个农民。下半年可能会开城镇化会议，现在很多资本力量蠢蠢欲动，准备下乡，觉得未来土地是一个机会，你认为呢？
邹恒甫：这是我最反对的。首先，城市化不必要搞，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其次，土地私有化，我是极力反对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起点，大多都是土地兼并。农村基础薄弱，很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更应该保证土地的基本公平的分配，比如强制性的家庭所有制或按人口按户口来进行分配的，避免私人买卖和土地兼并。现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都是代表房地产商、养殖商的利益，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中国经营报》：有学者说过，如果土地不能确权，实现私有，农民就不能真正得到土地增值收益，你怎么看？
邹恒甫：怎么会得不到，如果今年农作物涨价了，这部分就是农民增收的。如果歉收了，农产品价格还上涨，农民还是会增收的。
《中国经营报》：你研究收入分配有一个结论，即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可能是没有关系，能否简单解释这个结论？
邹恒甫：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传统上我们认为，社会越平等，经济增长就会越快，经济增长了就可以解决平等问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在社会不平等的起点上，很多国家比如拉美做到了经济非常快的发展，在起点很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也做到了飞速的发展。但这两种发展的后来，都是越发展社会越不平等。但在不平等加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因为，富裕起来的阶级，财富得到的越多，资本的积累更大，所以经济发展得更快。因此，不平等和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是相容的。这里没有出现我们所希望的经济增长以后，贫困和不平等自然会减少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