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中国的阶层差别和固化在教育上也有一个例证，媒体报道，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在寒门子弟中招生比例连年下降，农村学生只占一成。你怎么看？
邹恒甫：这方面我比较认可毛泽东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农村学生上北大的人越来越少，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就比富裕的学生低。我也不认为富二代、官二代就一定能有更好的自主创新能力，能更好地建设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独立的考试制度，就是为了通过相对公平的机制，使得阶层之间可以上下流通。财政部反复强调不能有特殊的教育体制，希望可以按照人头拨费，但教育部门为了寻租，在地方创造出所谓一中、二中、特级试验中学，一直到三中四中、六七中这样的重点非重点的差别。这种特殊的教育体制，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自己寻租创造出来的产物，导致教育不公。
《中国经营报》：刚才说到就业压力，今年有699万的毕业生，经济每下来一个点可能损失的就是近百万的就业机会，如何缓解呢？
邹恒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失业是一个荒唐的概念，为什么会有失业，我在芝加哥大学办公室里，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擦皮鞋呢？他的意思是，在美国只有机场那样的地方才有擦皮鞋的，因为那里的收入更高，但还有很多就业机会没有被开掘。谈到失业，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在美欧这些国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每一项开支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形成社会福利化路线，这应该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啊，我们还没尝试，就说这会产生懒惰，产生失业。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完善，失业有什么不好呢。而且，目前所谓的充分就业，我是不相信的。现在，那么多毕业生不愿意离开北京，都希望留在这里，是因为北京户口上附加的隐性的福利太多了。另外，就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政治决定了一切，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社会优势都聚集在这里，人流也当然向这里汇聚。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待目前这种因为户籍和所谓体制内外产生的巨大福利差别？
邹恒甫：胡祖六说，户籍制度是奴隶制度，我是非常赞成的。农民为什么要到城里来，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公民身份，需要奋斗几代人走进城里，才能达到享受城市人的权利。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我跟董辅礽探讨过，他说如果完全放开那不乱了嘛。但印度就处理得很好啊，没有户籍限制，城市的广场上睡得都是人，广场是公共空间就可以睡人，是私人的就可以收钱，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我们只是没有试验。体制内外的差别也是如此，现在很多海归，一回到国内首选就是想进入所谓体制内，因为体制内有很多好处，很多体制附带的福利越来越多，并且被不断地加固，不断提高。比如，北师大这些高等学府本不应该办中学了，但现在它把中学入学名额跟自己的大学教师的福利相挂钩。体制内外的差别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比如，原来下海很光荣，但在现在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下，企业家奋发向上的精神被消磨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