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柳昕也看不上国内的左派，“左派所有的理念，都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考察，发现其资本运行对人性的压制，而国内的左派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有的只是民族主义的愤怒和对西方的不屑。”
我问他，你觉得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保障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包括农民的基本福利供给。”他回答。柳昕说，他有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水平那么高，他们的博士生却没有太多的实证、经验的研究？比如，关于中国劳工的福利保障问题。“没有经验基础，怎么建立起左派论述呢？”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左翼青年
五
也是在2008年，丁博来到北京。因为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感兴趣，他考入北京一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谈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中受到的轻视,丁博说这是对从小政治灌输的一种“反动”。“真正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有几个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师’任汝芬。后来一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东西，不是马克思PK弗里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里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获走了。”
本科4年，丁博没有入党，“和那些行政人员不是很熟，也没有去争取。”事实上同学里申请入党的很多,丁博觉得这和就业压力増大、国企及公务员职位越来越受欢迎有直接关系一一从前外企还是香饽饽，但现在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读研后，丁博很快交了入党申请书，还拿了党校的优秀学员，“学这个专业嘛，而且本质上我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相信的。”两年下来，他们班的同学全部成了党员。
在人人网的一篇日志里，丁博记录了第一堂党课的“思想汇报”：
第一堂党课，奏响在讲堂里的，不是党歌，也不是国歌，也不是校歌，而是一曲周华健的《我是明星》。这首歌曲本身就是与共产党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歌词中，夹杂了典型的私货：“谁不为人性的光辉感动”。
在这里，歌曲烘托的是一种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党课上，一边鼓吹超阶级的价值观，一边又在发放的教材中收录了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其中就对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大加鞭挞。……
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称赞北奥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是“人性的光辉”，而可悲的是，在一片对志愿者的赞扬声中，北京奥运会真正的功臣，中国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工群体，居然完全消失了。……
不知是哪个没脑子的把“80后”称为“鸟巢一代”，因为他在奥运志愿者身上看到了所谓的希望。然而，“80后”不等于奥运会的志愿者。那些是首都名牌高校的在校生，是中国极少数的“80后”。绝大多数“80后”在哪里？有的在煤窑里不见天日，有的在血汗工厂里夜以继日，有的在网吧里浑浑噩噩，有的在黑砖窑里不为人知。
丁博觉得自己理念上倾向精英治国，但不能容忍“拉人民当炮灰”。他对茅于轼和“右派”们主要的不满在于对历史纠缠太多，“把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为了打破一个谎言，制造另一个谎言”。
他更愿意用现代化史观去看待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很难想象在塔什干这样的城市中心可以竖起这么高的一座电视塔。”所有写历史的书里，他最喜欢的是霍布斯鲍姆的年代三部曲，“看书有个顺序，先看历史，再看经济，最后看政治，比较不容易受忽悠，不然你先有了一套理论框架，而历史那么丰富，你总能找出例子来佐证你的观点。”
同样地，他认为也应该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而不要只看私德，不然所有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和“他们”、好人和坏人的两分法，“最后就是贴标签，跟小学时看电视剧一样，在这种观点指挥下，你连喜羊羊都看不下去，你说，到底是羊好还是狼好啊？”
“那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清楚吗？完全.就是出于煽动，而煽动民众本质上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对市面上活跃的一些“公知”，丁的评价很低，认为他们不论宣扬的是左是右，本质上都是在做他本科学的专业——市场营销，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分裂。“现在社会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还没打起来，还是因为有个强政府（‘好像自己又回到五毛的路上了，’他自嘲），吴法天和周燕（四川女记者）打架，至少还有个派出所调停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要是打起来呢？”
他说，自己当初批评茅于轼的文章只是“标题党”了一下,没想到传得那么广。“我相信茅于轼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毕竟从‘文革’过来，看到乌有之乡那种搞法，拍案而起，也很正常，但是不要忽悠老百姓。”2004年到2008年，丁博经常上乌有之乡网站，“上面有一些真知灼见，特别是从反思改革的角度。”不过最近5年他不太看了，觉得他们极端化，宣泄的是非理性的情绪。
2010年丁博研究生毕业,他也选择了公务员之路，“公务员考试还是相对最公平。”他记得那年有国企招聘时，非常露骨地让应聘者填写自己哪些亲戚有关系，“也好，写得明明白白，免得折腾到了面试，再找个理由不要你。最后它要是找不到人，自然会降低门槛，这完全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本质上，我是很右的右派啊！”他笑着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