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在店里喝奶茶的大一学生卢龙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无数人的人民”这句歌词触动了。他从小就爱读鲁迅，高中后又喜欢上了切·格瓦拉，“开始反思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我一个人和更多人的关系”，整个高中期间他都觉得非常孤独，周围同学没有人跟他谈论切·格瓦拉，他们喜欢的都是姚明和勒布朗·詹姆斯。
现在，1992年出生的卢龙是“少年中国评论”最年轻的撰稿人之一，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民主义者”。按照李昆华最初的设想，“少年中国评论”应该做成社会科学领域的“果壳网”，不过他发现，把哲学、社科领域国际前沿的左翼文章通俗化并非易事，并且，“我们这样的观点是权力和资本都不喜欢的，一个人接触到我们这样的观点的机会非常小，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岁月静好里度过。”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站在光谱的左边，但我们认为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他说。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站在光谱的左边，但我们认为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
四
2008年，柳昕毕业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硕士，此后在萨塞克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今年2月，BBC裁员引发记者罢工,几乎与此同时，萨塞克斯大学出于外包校园后勤服务的考虑要裁撤235名资深员工，“原因如出一辙，要提高效率”。“‘效率’这个词在今天是何等的摧枯拉朽包治百病，大社会这种效率优先的理念，不仅鄙夷传统的行政人员和公共事业从业者，还鄙夷一切不能立马生成金钱的社会性事业。”在一篇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他颇为激愤地写道。
柳昕与萨塞克斯大学的同学一度以游行示威和占领校舍抗议这种私有化，英国惟一的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前来演说以示支持。她说：“这些崇尚效率的办学理念执意要边缘化人文与艺术，只告诉我们为了赚钱而存在的商科和为了延年益寿的医科能够让人活到90岁，可如果没了人文艺术，谁有兴趣活到90岁？”最后校方还是按计划推行了裁员。
柳昕说，和国内许多人一样，他以前对西方有一种rosy picture（美好的想象），但当他离开“在启蒙的现代性里挣扎”的中国，来到英国，亲眼目睹工人阶级无力改变自己的困境（“他们只吃得起速冻蔬菜和怎么煮也没肉味的速冻鸡肉”），外来劳工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剥削，而那些毕业于哈罗与伊顿公学的人却堂而皇之地保持着特权思想（“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没有买票也应该坐一等座”），而不论选举还是社运，这些民意表达机制通通无法撼动那庞大的“体制”时，“rosy picture破灭了，你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智识来源。”
刚好在店里喝奶茶的大一学生卢龙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无数人的人民”这句歌词触动了。
柳昕并不讳言左派在英国是时髦的，也不否定他对智力精巧的迷恋，“随着思维能力的上升，觉得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感，逻辑过于简单。”但他认为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个rosy picture背后的简单逻辑。“国内许多年轻人的自由主义观念是怎么来的？在北京拿4000块一个月，生活压力很大，想当然认为西方人轻而易举挣好几万，想当然认为自由选举就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声音被听到；还有人去机关办事，遇到效率低下、脸色不好的，也认为这是不民主造成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要交择校费、买不起阿玛尼，任何小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他们不知道工资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官僚制度是现代性的问题，而从政治体制到择校费，这背后到底有多少微观机制？没人关心，大家都喜欢重复简单的论证方式。”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它只等于西方代议制和议会选举吗？”他在的SKYPE那头问道。“事实上这个等号被划上，是非常近的事情，而中国知识分子以非常不专业的方式参与了全球化霸权的塑造，而且这种话语被建构成一种常识，成了人们思维的起点。”
柳昕形容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常识”带给了人们一种“历史的盲目感”。他曾经看到报道，茅于轼担心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包括“文革”在内的一些历史事件，“我倒不担心他们不知道‘文革’和XX，我担心的是他们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国人在孟加拉国酿成了一场世纪大饥荒，死了100万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经说过，不需要制造谎言，不要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如果你要讲‘文革’，请放在具体历史中讲述，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中讲，至少也要讲清楚前因后果，现在讲‘文革’都变成（毛泽东）个人品行问题，再包裹上一些宏大的西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