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撕下那页纸寄回家，张高平正要撕，遭狱警制止，只能找检察官张彪继续申诉，张彪此时才留意到袁连芳，并建议张高平大哥张高发找马廷新的律师朱明勇。张高平、张辉都写信回家让家人找朱。
朱明勇看到张辉在信中并不确信，“说不要急于确定，先摸摸底，准备准备家里还有多少钱，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接下去的两年里，张高发在北京一边上访，一边一家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听朱明勇。遇到讹诈也多，“有人直接说我们给你搞定，最多的开价300万。”老家有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要价20万，张高发同意了，回家准备卖房子，房子不及卖出，对方又说给20万也不接了。
张高发第一次给朱明勇打电话时，朱并未在意，只让他把材料寄来先看看。张高发舍不得寄快递，寄了7块钱的挂号平信。
2010年秋冬季节，朱明勇又接到张高发电话，兴奋地说他到北京了，此时朱明勇却在郑州。张高发随即坐上到郑州的火车。朱明勇觉得他有农民朴实的执着。将近凌晨，朱明勇在一家修车店内的小旅馆见到张高发。
朱明勇在2010年凌晨3：07的微博记录道：“一位60岁的老人从安徽赶到北京，用木棍挑着一块腊肉和一包申诉材料，都是给我的。可是他到了北京却找不到方向，通过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于是老人又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我所在的城市，刚刚看完他的材料，绝对的冤案，而且差一点两条人命归西。我心急如焚。的确我真的无力承受这样一起又一起的冤案。他住在30元一晚上的‘宾馆’，我踏着铁皮楼梯，在昏暗的灯光里找到房间，一看房间仅仅一张单人床，不仅没有卫生间，还没有门锁，两个人都站不下。我怕不安全，开车带他到一家快捷酒店，120元一晚。在这里听到他讲述一起惊天的冤案。我说申诉案子难度太大，不成想说着说着，这位老人竟失声痛哭。”
连续两天两夜的寻找让张高发困顿不已，在朱明勇看案卷材料的时候睡去。“我知道他回家没有睡，在看我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他来到酒店，就说了一句话：你的案子我免费接了，你回去吧。”张高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两年后的一个中午，当张高发和朱明勇一起站在浙江省高院门口时，张高发拍打几下法院门口的石墩，硬拉朱明勇坐下，“他自己几乎是跪在我身边。”有人给张高发打电话找朱办案，“他就那么跪坐在我身边，双眼认真地望着我，对电话那端说：你要找朱律师办案，那你得自己去找他，他到哪里你就去哪里找他。”这让朱明勇又想起那个严冬的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