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因错误的肃反而受迫害甚至冤杀的同志，讨论中提出应当给以昭雪。根据这个意见，《决议》草案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处分的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参加讨论的人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意见，如要求在《决议》草案中写上“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要求写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根据地损失100%、白区工作损失90%，不同意说四中全会和临时中央是合法的，等等。对此，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在《决议》中不写“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不写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不写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不写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决议》的重要意见：第一，建议《决议》由七中全会讨论通过。这是原定七大会议的一个议程，之所以提出变动是为了使七大能够集中精力，同心同德地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因为此时出现了两个新的情况：一是，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拒绝了中共成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的建议，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党面临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重大问题；二是，六大以来的17年间特别是四中全会到抗战前的时期内，中央领导路线不断出现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许多同志受到打击，许多同志牺牲，大家对此气愤难平，有一股算旧账的情绪。但在全国局势正处历史性转折关头，党的代表大会应把重点放在重大问题上，向前看。毛泽东就此指出：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政治上不成熟，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仍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要使大会代表们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由七中全会作结论，以便大会只集中注意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第二，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不作结论。毛泽东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
会后，任弼时连续主持召开多次座谈会和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收集对《决议》稿的意见，征询对在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看法（获得各代表团一致赞成），并将这一《决议》稿送给王明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和王明谈话，听取意见。
此后，胡乔木汇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作了第六次修改。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又作了第七次修改。至1945年4月15日，《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大体确定。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决议》草案。任弼时向会议报告了各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的情况；与会代表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的内容，对《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等意见，表示完全赞同；博古等表示真诚地拥护这个《决议》，并向曾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王明致信会议，表示对《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会议经过表决，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决议》，个别意见委托七大后的中央去修改。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组织继续对《决议》进行修改。他们在7月24日、8月5日连续两次修订后，提交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会议没有再提出重大修改意见，一致通过了《决议》。8月12日，《决议》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下发。
上述《决议》形成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决议》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复杂的过程，它是在毛泽东主持和主要参与下起草和完成的，是毛泽东呕心沥血的结晶。而通过检讨和总结党的重大问题，作出相应的历史决议，来汲取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凝聚思想和意志，这是《决议》的重大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尤其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开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里附带说明三点：一是，《毛泽东选集》标注《决议》是由“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不太准确。我们现在看到的《决议》，是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它是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的版本。二是，1945年通过的《决议》，没有点王明、博古的名，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加上了他俩的名字。为什么要加？胡乔木的解释是：“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错误是共产国际定性的，而王明、博古等的错误，共产国际没有确定。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把他们的错误确定了。三是，《决议》是政治文件，是从政治的角度去总结党的历史，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看法，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今天强调它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依据，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