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央政治局一起，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
由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许多人因此牺牲、受到打击，因此在讨论中出现了过火的现象。对土地革命后期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产生了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是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争议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4月12日和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所作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明确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说：“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重大认识分歧问题的澄清，为正确地起草《决议》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亲自修改、命名《决议》草案
1944年5月起，中共中央投入很大的精力来总结党的历史问题。5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当月，任弼时依据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历史草案》和1943年“九月会议”的讨论，写出了草案初稿，题目叫《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其后，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人感到不满意。其时，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忙，因此中央指定张闻天进行修改。张闻天参考以前的草稿，重新构思，提出了新的修改稿。
为了完善这个决议，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抄清件”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修改，前后达七次之多。在第一次修改时，他把题目由以前的《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对第一个问题加了很多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等。在第二次修改时，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后，排成铅印稿，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40多位领导征求意见。
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李富春、高岗、朱瑞、林枫等负责的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对修改稿提出很多意见。胡乔木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又连续对《决议》稿进行了三次修改。在修改中，毛泽东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比如，关于六大的评价有过多次修改。从张闻天的稿子到毛泽东的第二次修改稿，都说六大“仍然没有在思想上给盲动主义以彻底的清算，这样就埋下了‘左’倾思想在党内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根苗”。但许多人认为不能说六大埋下了“左”倾思想继续发展的“根苗”，而应强调六大的正确方面。于是4月5日的修改稿去掉了“根苗”一词，但对六大的评价仍比较简单，只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陈独秀主义与盲动主义，特别指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有的同志认为对六大的评价应再高一些。但当对六大的正确方面作出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而对其缺点只用“这里不来详说”表述后，又有同志认为：六大有缺点，应指出，不提反而不好。结果最后对六大的正确方面和缺点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评价。
再如关于四中全会是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的问题，修改稿说四中全会在清算党内“左”倾错误上不但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而且扩大与发展了许多“左”倾错误，认为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充分形成的开始。对此不少高级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从四中全会起就是“左”倾路线，不应只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央“九月二十日决议”。据此1945年4月5日的修改稿，第一次明确肯定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