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深圳获立法权细节 省人大质疑要法是假要权是真

 
　　设计立法委员会
 
　　1988年6月，邓小平发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的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根据这一指示，国家体改委派人到深圳和香港考察，完成了借鉴、移植香港法规的专题研究报告，经中央领导人批示后，报告的复印件批转给了深圳。
 
　　既然要“借鉴、移植香港的法律制度”，那拥有自己的立法权，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李灏立刻召开市委班子开会，讨论如何加快争取立法权的问题。
 
　　深圳自从1980年设置特区以来，一直没有设立人大和政协。这一点让徐建深感困惑：这不是违宪的吗？难道是深圳市领导忘记了吗？作为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和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有一次，他当面向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提出了这个问题。
 
　　梁湘问他：“小徐，你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徐建说，大学里学过。梁湘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是经济特区，也不一定要设人大、政协。”
 
　　张灵汉也记得，曾数次参加梁湘主持的市委会议，涉及人大和政协的问题时，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不用成立这两个机构。“那会儿深圳特区刚建立，一切要精简，办事才有效率，所以上头也觉得，不成立人大和政协，对提高效率有好处。”张灵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没有人大，如何来行使立法权呢？深圳市委探讨成立“立法委员会”，代替人大，行使立法职能。
 
　　1988年7月，秦文俊将徐建叫到了办公室，让他做一个关于立法委员会的方案。秦文俊要求他，不要自我设限，要突破框框，大胆设计。“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形式好，就借鉴过来。”
 
　　接受任务后，徐建很兴奋。这位当年深圳年纪最小的局级干部，思想活跃，觉得能亲身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非常光荣”。他找来一些资深学者帮忙找资料，其中包括他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的同班同学、当时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副主任、后来的澳门政府法律顾问赵向阳；时任深圳市司法局研究室负责人、现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丽雅等。没有经费，都是义务帮忙。
 
　　在这些学者的帮助下，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研究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参考了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上下议院、台湾的五权宪法、香港的总督制度等，比较研究之后写出了5000多字的《深圳市立法委员会条例》草案。
 
　　徐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这个立法委员会由51人组成，既有官方委员，又有民间委员。民间委员自基层中来，或在各民主党派内部竞选产生。所有委员都实行职业化、授薪制。每年至少开4次会，采取大会辩论形式。”
 
　　徐建还效仿美国总统的立法否决权，设计了一个机制：深圳市市长可以对通过的法案有不予签发权，但重议如果通过，市长则应该辞职。
 
　　《条例》草案规定，深圳市的立法权拥有仅次于宪法的位阶，即可以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国务院的法规相冲突，甚至可以在不违反宪法原则的前提下，与宪法的个别条文相冲突。
 
　　草案完成后，徐建向秦文俊做了汇报。秦文俊看后，交代他注意保密，待市委研究后报给中央。
 
　　挂牌和摘牌
 
　　方案设计的同时，筹备中的立法委员会办公室已挂牌成立，取代了原来的深圳市法制局，张灵汉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他亲自去订做了“深圳市立法委员会办公室”的牌子，将“深圳市法制局”的牌子换了下来。
 
　　体改委完成借鉴、移植香港法规的专题研究报告后，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研究落实。1988年8月，该小组通知深圳市政府，派人去北京参加研讨会。此时，李灏恰好要出访意大利、英国、法国，便由秦文俊代替前往，但会议后来因故未开。
 
　　不久，深圳市委收到了中央的指示：支持授予深圳立法权，但不同意设立立法委员会，要深圳成立人大。
 
　　1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借鉴移植香港和国外法规工作的通知》，成立了领导小组，分成行政管理体制、土地房产等11大类，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研究起草组，均由市分管领导担任组长。
 
　　几乎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意外。
 
　　12月7日，香港《明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徐建所写的《深圳市立法委员会条例》草案的内容做了大起底。
 
　　消息传来，领导大为恼怒。秦文俊要徐建配合有关部门，查出到底是哪个环节泄密。最终，目标锁定在深圳市一名记者身上，此人曾在徐建办公室看过这个草案。但因对方不肯承认，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很多年后，徐建在香港碰到了这个早已出国的记者。对方承认，当年的确是他干的。他趁徐建有事离开办公室的10分钟，将文件传真到了香港。
 
　　虽然已经时过境迁25年，徐建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不过，他也很清楚，即便没有这个意外，深圳的立法进程也是不会改变的。
 
　　“深圳市立法委员会办公室”的牌子被摘了下来。“立法权要下来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对深圳来说有更大的意义。立法委员会的想法只能作为特区体制改革的一种探索。”张灵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