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中非制度化生存的治理
以权利制约权力。马克思认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③非制度化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崇尚等级，无视尊严，以私欲和权力侵掠公众利益。从一定意义上看，那些非制度化行为主体也失去了自尊，不健康的人性欲望既刺激了他们的不轨行为，又展示了他们的道德劣性。显然，不受制约的权力难以有效维护社会群体的公共权益。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行政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要约束权力，使之合法运行。李克强总理也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推向深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做官和发财乃是两途，要真正把权力管住，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的笼子。而要约束权力就要保障权益，消除特权，通过政治权利平等，使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彰显;通过经济权利平等体现社会分配制度的公正性;通过文化权利彰显人的平等观念，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增强对权力异化的免疫力和抗腐蚀能力，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健康运行。
以民主遏制专断。专制思想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有力推手。专制与民主相互对立，它们“不是冤家不聚头”。在历史的长河中，两种观念或体制由于理念不同、方向不同，不断演绎着矛盾和冲突。力量彼此消长，形式往复变更，却没有一方完全战胜对方。民主缺如时，专制横行;专制受制时，民主张扬。在多数人的心中，希望民主彻底取代专制;而在少数人看来，还是专制有好处。从历史潮流看，民主自由必将战胜封建专制。问题在于，在现实社会中如何以民主遏制专制，如何以民主遏制非制度化行为?笔者认为，一是增加社会的透明度，让群众了解情况，使非制度化行为无所遁迹;二是扩大群众的参与权，提高参政议政的效率，减少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三是鼓励社会监督，及时消除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减少不良行为造成的损失;四是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制度制定，表达民意，增强制度化的合理性;五是扩大社会交往，形成健康的交流群体，减少非制度化生存的作用空间。
以法治代替人治。在法制建设上，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建设上，我们提出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以法治维护社会秩序，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鼓励社会主体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追求个人利益，鼓励艰苦创业行为，减少随机、随意调整社会利益的行为。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学法、懂法、用法、依法的氛围，形成人人守法、事事守法、时时守法的法制社会。要用法律程序处理问题，杜绝各个环节中的人为因素;用法律制度解决问题，减少社会矛盾处理中的人治倾向;用法制思想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依法维权;要用法律规范约束干部，监督他们依法用权。西方政治学中流行着“民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说法，在我们的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中，民主质量表征着法制建设的效率，社会质量表征着社会运行的效率，这两个方面都要求拒绝专制、远离人治，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意和潮流。现在，我们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也必然是对人治观念的否定。
以党内生活制度化推进社会行为的制度化。党政干部行为举止是社会的行为标杆，当大多数党员干部积极履行个人职责时，就会给广大群众树立一个埋头苦干的榜样，群众也自然而然愿意踏实工作。当党员干部自己带头遵守纪律时，广大群众也没有理由违反制度。党员思想上的先进性是群众遵守制度的精神激励，党员行为上的先锋队作用是群众行为的楷模。因此，党内生活的制度化是社会行为制度化的重要保证。这里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方面是提高觉悟，消除官本位意识和权力腐败，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公正，减少权力崇拜和个人权威主义。官本位和权力腐败紧密联系，官本位意识在中国政治社会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权力崇拜和个人权威主义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痼疾，绝对的权力崇拜会导致极端的非制度化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催生出不同的权力追求方式，在个人权威主义的影响下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其负面影响极大。上述两个方面多以独断专行为基本形式，其主要的治理方式就是加强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
以社会行为规范化抵制非制度化。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对秩序、控制与合作的要求，与“力必多”在感官和侵略欲望表现方面的本能需求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按照他的观点，对本能的克制是文明建立的基础，而文明的先决条件则是不让本能扩大。专制从另一端影响着人的本能，它在更大程度上限制着人的发展。但是，法律作为比较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制度协调中具有明显优势，它与制度和政策相比较更应该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此，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完善新型制度规范，减少非制度化生存机会。就党的任务而言，要加强党风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学风，以党风引导社会风气;要加强党内民主，推进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增强透明度，减少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克服党内潜规则，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要切实转变形象，廉洁奉公，克己为民，消除群众的不满情绪，以党的形象引领社会形象，以党内良好环境带动社会环境改善。就政府而言，深入认识非制度化生存的形成根源和作用机理，探讨科学有效的应对方式，完善有关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办、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以制度和规章减少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和渠道。各级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非制度化行为的危害，明确自己的职责，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让广大群众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看到实效。城乡基层组织要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让他们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社会，消除他们心理上的社会恐惧感，引导他们增强自信、增加自觉、增进友谊。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要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鼓励群众了解社会、理解社会、服务社会。通过这些措施，让广大群众树立一种制度安全感和认同感，加大非制度化生存的作用成本，让那些想进行非制度化行为的人在制度面前望而却步。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南京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资助项目、江苏省高校哲社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注释
1 [美]肯尼思·米诺格：《政治学》，龚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2 [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页。
Analysis of Officials' Non-institutionalized Survival
--Another Perspective of Viewing the Official Rank Standard and Corruption of Power
Meng Xianping
Abstract: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survival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has an extreme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ormal institutional behavior, inner-Party democracy, and social harmony. This phenomenon has its root causes relating to material benefits, system and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undermines the system identity, exacerbate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violates basic human rights, deteriorates social atmospheres, encourages the black-box operation,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social integration, damages interrelationships, and affects interpersonal harmony.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e should use rights to restrict the power, replace the rule of man with the rule of law, promot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behaviors by institutionalizing inner-Party activities, and oppose non-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behaviors with their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non-institutionalized survival, governance
【作者简介】
孟宪平，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
主要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机制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