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中非制度化生存的危害
破坏党内民主，影响党的权威。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的旗帜和标志，如果党内民主状况不好，就难以期待有一个透明的社会;如果党内不和谐，也难以期待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从行为主体上看，党政干部实施非制度化行为的结果会形成“山头意识”，构成不同的宗派，影响党的正常活动，导致党的集体领导被个别领导干部的专断所代替，党内民主被圈子协议所代替，党的利益被局部利益所代替。因此，非制度化生存在党内的延伸不仅仅是一个现象，而且是一个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从行为理念上看，党内的非制度化行为追求的是局部利益，与我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由此产生的违法违纪现象，严重败坏党的形象，影响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造成广大群众产生悲观失望心理。从行为方式看，党员干部的非制度化生存结果是多样的，不管是哪一种形态，都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损害国家的民主法制，损害社会的道德规范，必然造成党的公信力、引导力减损，弱化党的领导。
加剧权力腐败，降低制度认同。非制度化生存是权力腐败的产物，也是权力腐败的催化剂，非制度化行为是摧毁制度大厦的利器。在一个社会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必须的，当人不遵守“礼”时，会有道德上的败坏;当人不遵守“名”时，会有认识上的谬差;当人不遵守“法”时，会有行为上的越轨。党政干部中的非制度化生存是以破坏正常的“礼”、“名”、“法”为特征的，先是“道”的失落，后是“德”的颓废，再是“仁”的衰落，最后是“义”的颠覆。这样以来，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社会秩序倾向，必将引申出追寻个人的极端自由、极端权力和极端利益。由此，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投机者获利，钻营者升迁，社会问题被简化为金钱和利益，所谓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成了一种名义上的东西。种种诱惑，难免会勾起很多人的算计之心。当按制度办事对自己有利时，就遵守制度办事;当按制度办事对自己不利时，就刻意避开制度。在一些官员眼里，制度就像松紧带，有时松有时紧，宽严皆随意念。尽管党和政府打击权力腐败的决心、力度和措施不断加大，仍然有人前“腐”后继，甚至乐此不疲。公权力异化和寻租行为、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侵夺国家财产和他人资源、腐化变质和意志衰退，等等，都和非制度化生存有关。它造成公仆之心变异，社会对公仆的崇敬感下降;造成官本位意识的增强，社会对官位的追求感加强;造成腐败现象蔓延，社会责任感下降;造成社会行为的变异，个人的自我约束意识减弱。由于这些行为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利益，并且不同的利益可以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中，所以，他们往往“转战南北”展开利益博弈，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演绎非制度化生存，以不同的形式弱化制度规章的约束力。党和政府经常会陷于“救火式”的被动运作状态，今天要治理这里的腐败行为，明天要惩治那边的潜规则，后天还要清理另一边的土政策，在疲于奔命中承受着巨大的内损和能耗。更严重的是，“在反复出现的反抗已被镇压以及冲突已被郁结的时候，从根本上使社会崩溃的主要分裂就最有可能产生”。②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人寻找制度漏洞，攻击制度软肋，其社会危害更大。
侵犯基本人权，恶化社会生态。一般来说，稳定的制度模式是依照规则来运作的，这些规则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有时被明确规定为一套正式的政治性规则或法律规则，有时被称为惯例和习俗，基本人权规范也包含在这些惯例和习俗之中。在非制度化生存中，这些规则、惯例很容易被打破，基本人权的内容也会经常被修改或受到破坏。因此，凡是有非制度化生存现象的地方，都是基本人权遭受侵害的地方。
党政干部中存在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严重损害社会的制度环境，一些富有思想的人们转向神秘主义或消极引退的信仰主义，他们在穿越感官的精神世界里寻找生活的“真谛”，从空泛的思想中寻求现实，把社会和政治生活贬低为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思想远离现实的喧嚣，得到的不是期待的宁静，而是对非制度化生存的无奈;现实中的沉默，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对权利救济的失望。一旦非制度化生存肆行，正常的社会秩序会遭受干扰，正常的权利路径受到堵塞，经验主义式的积累就为非制度化行为提供了大量的典范和案例，为进攻权力软肋提供了不少方法借鉴。有时尽管只有一招半式，或者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只是一个眼神，却极具威力，足以颠覆制度理念。
助长暗箱操作，增加整合难度。尽管暗箱操作经常以晦暗的态度、模糊的边界和默认的方式表达行为愿望，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却是明显的。暗箱操作和非制度化生存具有相似的心理取向，都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标;具有相似的表现方式，都以不公开的博弈方式实施行为计划;具有相似的心理期待，都以超越制度实现个人欲望为满足。在实际运用中，二者互相映照，互相激励，将社会的制度理念抛在一边。从范围上看，暗箱操作是非制度化生存的一种表现形式，哪里有暗箱操作，哪里就有非制度化生存，它按照关系原则、权力本位主义、人情法则等，把“现代政治领域(这是我们不具备的)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利益瓜分，给整个社会提供了负面的分配形式，增加了社会的利益整合难度。
破坏人际关系，影响社会和谐。领导干部中的非制度化生存使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变得市侩化、神圣化，干群关系被淡化，物质利益、金钱关系被摆置在前台。个别干部为了在交往中争取主动地位，不惜一切地罗织关系，依附权势。这使得正常的思想和权力相互割裂，社会思想不再沿着合理轨道发展，而是按照权力支配的人际关系走向演绎。思想与行为的背离，也使社会的交往模式不再沿着正常的理路发展，而是以交往技术或权术来支配人的行为。在实力和效力的追求中，价值理性、人文关怀的依据和意义变得可有可无，而思想的疏离和价值的偏移造成了人的精神乖戾和行为怪异，阻隔了人们正常的社会交往。
党政干部中的非制度化生存还造成一种心理病态和社会病态，淳朴之情被巧饰心理淹没，浮惰之心竟出，慵懒之情膨胀，工者无心于本职工作，官者无意于所管之事，学者无心于科研，教者无心于教育，不少人沉浸于浮躁之中，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实事求是、踏实认真的品格消失殆尽。党政干部中的非制度化生存也造成了一些人的暂时得利现象，成为负面示范，浇薄代替纯情，欺诈掩盖真诚，那些“成功者”，其行填填，其视颠颠;那些旁观者，其色艳羡，其心戚戚。这种“成就”效应，让不少人竞相效尤，挖空心思寻找后台靠山，搜尽枯肠整合人际脉络。那些自认有能力的人，也积极寻找门路，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代人“打理关系”、“修桥铺路”、“消灾解难”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