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化破冰
在公募化前途未卜之际，旧的运作机制仍要维系。当时的流程是，“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善款先进入中国红十字会账户，审核后才能拿给上海壹基金去执行。账户不能自主，中间难免有磕磕绊绊。于是就有了李连杰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突然说“壹基金有中断的可能”这一幕。
李连杰这一表态，不仅引起了社会喧哗，也捅破了中国民间慈善中的一层窗户纸。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打破现有的登记管理体制。而在此领域，深圳市是有“尚方宝剑”的—早在2006年，深圳就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开始了尝试性探索;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把体制创新扩展到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领域;2009年，民政部直接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
有了政策保障，刘润华主动联系到与壹基金关系密切的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通过其向李连杰递出了邀请壹基金到深圳落户的橄榄枝。“壹基金有两个人专程来找过我，一个是杨鹏，跟我谈壹基金注册的细节问题。我说没有细节，只有大局。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大局，一切细节都要让路。”刘润华说，“第二个来找我的是王石。他是我们深圳的企业家，知道我们的态度后，他连说了三句‘灯下黑’。”
随后，刘润华给民政部写了一封关于壹基金落户深圳的汇报信，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他回复短信：“感觉很好”，“高度共识，共同奋斗”。“我们登记壹基金，完全是在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只是打破了一些工作惯例。可以说是做了一件既该做、又能做的小事。”刘润华告诉《中国慈善家》。
实际上，上海市民政局也曾向李连杰表示过“先从地方落地”的合作意向。但李连杰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深圳。他考虑到，壹基金有三位理事在深圳，壹基金落户深圳，从人员、资源分配上都有利。“这件事有点机缘聚合，前后十多天的时间就办完了。”杨鹏说，“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筹集老牛基金会、上海壹基金、万通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
这是一次被李连杰比喻为“先入洞房，其他事再说”的落户，因此，注册之后仍有许多细节需要商榷。比如，在理事会最初拟订的章程中，李连杰被注明为“永久理事”，但作为一个公募基金会，这一表述无法通过政府的审核。“为此，我们的章程差不多晚公布了一年半。”杨鹏说。最终，理事会章程只能将李连杰的身份表述为“发起人的权利”，“永久理事”则成为名誉上的称谓。
接下来是理事长的推选。壹基金作为一个大众化组织，由企业家领衔似乎并不合适。于是，王石向李连杰推荐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他是一个受大家尊敬的经济学家，身份比较中立。”杨鹏说，治学严谨、为人低调的周其仁最终同意了筹备组的邀请，担任壹基金的理事长和法人。
公募化后，杨鹏担任壹基金秘书长。作为一个学者型管理者，杨鹏此前在阿拉善SEE担任秘书长多年，非常熟悉怎么与企业家理事们互动。
“去李连杰化”之后，落差很快显现出来。2011年7月，壹基金在理事会讨论确定新的机构战略之前，处于战略调整期，在救灾和儿童领域推行了一些试验性的项目。在战略调整前后，机构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名离职员工告诉《中国慈善家》：“壹基金本应走向国际化，但目前跟一般的小基金会没什么区别，好像脱离了前瞻性。”而另一位新进入机构的员工则表示，“对于公募基金会而言，取信公众，就需要扎实的落地项目。好的公益项目是基金会生存的基础。”
在王振耀看来，壹基金公募化后迅速“去李连杰化”，需要进行一些反思。“李连杰希望做大壹基金，希望壹基金离了他照样做。根据我的判断，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还是需要个人的人格化影响，李连杰还得经常代表壹基金说话。从目前来看，‘去李连杰化’是要付出代价的。”
5月11日，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杨鹏对“去李连杰化”的说法作了正本清源：“公募化后，李连杰发挥作用的定位有了调整。李连杰是著名影星，是壹基金的创始人、永久理事和重要力量来源，出席壹基金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公众活动，他的一些特别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参加每年两次的理事会，决定年度规划和预算。他没有退出，只是不再介入具体的微观管理，而是继续发挥创始人、代言人和理事的作用。”
一名前壹基金员工则对壹基金的转型表达了不满：“转型前之所以做平台型基金会，是因为筹资、公关、宣传是壹基金的强项。现在丢了优势去捡芝麻，路就变窄了。壹基金转型以后专注于做项目，但这不是它擅长干的事。”
无论众说如何纷纭，商业精英参与治理、专业团队执行、公众志愿参与的壹基金运作模式，已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