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际是在写明天”
《春天的故事》走红，让蒋开儒获得体制内的推崇。1996年年末，深圳市罗湖区邀请蒋开儒给香港回归写一组歌，共10首。前9首很快写完了，最后一首，他想歌颂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香港回归”。这首歌就是后来的《走进新时代》。
当时，蒋开儒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标准：不仅党内能唱，党外也能唱；国内能唱，国外也能唱。两个月过去，蒋开儒还是一点灵感都没有。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当时深圳一位领导对蒋开儒说：“《春天的故事》还能唱多久？赶快写出新歌来。”这句话刺激了他：“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小平去世后，外界有种担心：政策会不会变回去。”
最终江泽民的一段话，让他的疑虑烟消云散。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这句话让我觉得改革开放会继续下去，春天的故事会继续下去。”蒋开儒回忆，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了三句话：“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蒋开儒给这首歌取名《中国有幸》。蒋开儒说，“当时写这首歌不是为了歌颂谁，而是出于我自己对领路人的期待。”
1997年8月，罗湖区决定拿《中国有幸》给十五大献礼。歌送到中央台，台领导说，他们已经选了十首了，“但这首歌挺有意思，一首写了三个领袖，就把它编为11号吧”。不过开头得改。因为是献给香港回归的作品，《中国有幸》以雪耻开头：“扫除历史尘埃，结束民族悲哀”，被要求改成喜庆色彩的词。
作品更名为《走进新时代》后甫一推出，就获得了和《春天的故事》一样高的政治荣誉：1997年登上春晚，1998年获文化部第八届文华奖、解放军文艺奖，1999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蒋开儒的境遇也改变了。1997年后，在一家民企打工的他被罗湖区文联聘用。2002年，深圳市政府奖励了他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之前他一直住在20平方米的单位宿舍里。
他还频繁受邀给地方政府和大中小学讲课，给政府和企业写歌。这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走红，让董文华和张也出场费飙升到几十万一场，但蒋开儒的回报是一年几百块的版税。
蒋开儒只有初中毕业，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写词训练。他说，成名后，北京一些单位请他过去，被他谢绝了。“北京来钱快，但很多词作者离群众太远，作品也就不能反映时代特征。”
2000年上海浦东十周年，他受邀写了《东方龙抬头》：“长江长江山里走，走到这里出海口；长江长江向东流，流到这里龙抬头……”这打破了人们对浦东的固有印象：“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对蒋开儒说：“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写过浦江。”
不一定都是歌颂，也有反腐倡廉的。深圳市纪委请他写过《知足不知足》：“知足的是享受，不知足的是回报，回报回报，知恩必报……”“我没有通过愤怒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写‘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样反而出不来。”蒋开儒说。
蒋开儒不是什么歌都接。澳门回归那年，有领导请他创作，他拒绝了，“因为已经有了《七子之歌》，我不可能超越它。”
2012年，有外媒记者问他：为什么给领袖写歌？他说：“领袖代表一个国家的意志，代表未来的一个追求。他代表梦想的东西。所以我说我写他，实际上我是在写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