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报复难以界定
近年来，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呈现多样化形式，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于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
“隐性打击报复”一般体现为，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借“合法”手段对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比较常见的手段是，有的借优化组合、提级晋升工资、聘用合同期届满、发放奖金等机会将举报人转岗、下岗、解聘、不提级、不晋升或扣发奖金，甚至辞退或开除；有的利用举报人工作中的缺点，借题发挥，对举报人作出不恰当的处理，等等。
“贪腐者基本都掌握一定权势，拥有各类资源，甚至能动用不可小视的人脉关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鲁照旺说，“对于弱势的举报人来说，制度对他们进行有效保护，才是实名举报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
“由于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现象屡见不鲜，以至于更多的人会首选匿名举报，而对实名举报却疑虑重重。这折射公众对反腐机关保护举报人缺乏足够的信心，严重阻碍了反腐败的深入开展。”鲁照旺说。
“有规难循”的现实困境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实名举报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相对滞后，尚缺乏切实、可操作的举报人保护制度。
事实上，国家不乏对举报人保护的相关法规。比如《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等都明文禁止打击报复举报人，并指出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0年7月8日，公安部党委印发《公安部机关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指出，打击、报复举报人将被从重问责；有干扰、阻碍问责调查，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打击、报复、陷害检举、控告人等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并非缺乏保护举报人的制度规定，而是内容多数分散于各种规定中，没有形成体系，最终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有规难循”的情形。
“同样，尽管有相关的泄密责任追究的制度规定，但由于保密程序不完善，很难确定泄密者。”杜立元说，“正因如此，有些与被举报人之间存在利益纠葛的办案人员，把本应保密的实名举报者身份信息泄露有之，将举报信息转给被举报人‘处理’也有之。实名举报人往往因此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现实中也鲜有通过法律手段追究泄密者的案例。即使个别被处罚，也缺乏威慑力，甚至有些不了了之。
“与许多国家严密的证人保护制度相比，我国立法和具体举报落实制度都明显落后。”李成言说，“从以往一些案件不难发现，有些举报人的信息泄露，正是来自于办案机关内部。如果办案人员同被举报人存在利益勾兑，司法就失去了公正，而受到伤害最重的必定是那些实名举报人。”
“实名举报主要有两种：公开媒体的举报和向监督机关的举报。不管是哪一种举报，只要是实名举报就应该尽快回应，查有证据就要实施保护。”李成言说，“有些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主要是一些办案人员执法不公，甚至执法犯法。实名举报实施效果不佳，根源在于未能对举报人实行有效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