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死胡同”
试卷会引起怎样的反应？能否促进现实向目标更近一步？当命题老师们在高考结束后重获自由时，答案伴随质疑扑面而来。
各省市在高考后都会组织评估会，李宏图总是在评估会上收获“最好也最不好”的评价——高中老师们认为，他总是用历史专业的要求来考所有中学生，但学生中报考历史专业的只占一小部分，这样的命题，太难。
“我回答，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再系统学历史，所以中学时代就应该了解历史学科的思维方式。”李宏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认为我很难，最后他们也接受了，做研究的人都觉得这些年历史教育发生了变化，学术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了教学中。”
有上海重点高中的历史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图所言非虚。他坦言，近年来因为命题上的灵活、多变、前沿，自己“压力很大”，不得不保持对学术界的关注，以便在确定命题人后立即向学生们介绍相关的最新成果，帮助学生们熟悉命题者的学术语言。这一结果让李宏图颇感欣慰。
王东杰遭遇的困难似乎要大些。他发现，当题目发生改变后，四川的中学老师做得最多的还是模仿形式，里边不仅有错误，老师们也没有能力引导学生们去习得分析的能力，摆脱死记硬背的应试传统。
他把希望寄托于闱外的沟通：“我们反复建议，要加强与中学师生的闱外沟通。比如我们可以把每年的命题方案公布出来，说出我们的思路、方式、标准答案。这样，师生都了解改革的方向，批评就不会那么大。”
在李宏图看来，无论批评，还是考生们的答案，本质上都说明了一点：现有的命题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我题命得再好，考生都会用高中教育背出来的东西回应，命题质量越高，和答题的分歧就越大，我的挫败感也越强，好题目被轻易击破，这不是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李宏图认为，人们常将高考称作高中教育的指挥棒，但其实高考根本上受限于现有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太强大了，不是老师怕我们，而是我们怕他们。这种模式必须要改变，但一时改不了”。
他举例说，自己曾在高考中提供两则史料，提及诸多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初期工人不够职业的情况，请考生评价工人阶级的状态；几乎所有学生都众口一词，做出了与史料相悖的回答：受压迫。
“我在评价会上问老师们，如果你们是私营企业家，会允许工人们这样怠工、偷懒吗？从现实逻辑思考，也不至于做出这样的回答吧？我想打破教学中不假思索的东西，引入多样性的思维，但定式思维的力量太强大了。”李宏图说。
在他看来，高考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摆脱了知识应对强烈的第一阶段，进入更注重思考、观念更多元化的第二阶段，然而，要向第三阶段转化，非一日之功。
在沿海某省的一次讲座上，李宏图阐述了这些观点，并建议中学老师们摒弃“要点化”的答题方式，向“组织化”过渡。
该省一位命题者姗姗来迟，错过了李宏图的讲座。登台后，这位命题者开篇名义：“历史高考没什么难的，大家督促考生把要点背清楚就行了。”
台下哄堂大笑。
“最根本的转变还没到来”，李宏图说，“或许就在未来5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