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类自诩为忧国忧民的人，在体制内通常会被看做“另类”，“不拘一格降人才”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传说。思想者总是孤独的，何况是在江西一个旯旮小县？因此，除了“自耕自作”外，别无他法。
不过，虽然我的身份不足以代表“宜黄官员”，但对媒体赋予的“宜黄官员”的角色，我并不反感，我很愿意代表宜黄官员发声，甚至代表所有基层干部发声，因为我要让那些妖魔化基层干部的人看到，基层干部并非都是他们想象那种只会鱼肉百姓、无所作为的酒囊饭袋，他们当中，不乏一批有思想、能作为，忧国忧民、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他们与农民的感情最深，也最同情他们，这方面一定不亚于那些成天以“维权卫士”自居的所谓专家学者。无疑，基层干部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官民之间应当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
南都：据你自己的了解，你所说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较大部分体制内官员的真实认识？
李昌金：我认为大凡那些深谙中国国情、有较长农村生活、工作经历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会支持我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因此，当《透视》一文在网上引发争议后，一些我熟悉的三农专家、基层干部等纷纷通过发表文章或打来电话，对本人行为及文章观点表示支持。湖北省一位市领导坦言：“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文章观点。
南都：在宜黄事件包括其他的政府强拆事件中，为何公众都习惯性地站在被拆迁者一方？
李昌金：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借以逃避残酷的现实。因为在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被拆迁户显然是弱势的一方，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满足这种愿望。还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宣泻这种仇官心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并且这种指责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南都：这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意特别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是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有关，你认为该如何实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而不会一旦有事情发生，政府官员就有被妖魔化的倾向。
李昌金：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方面是几十年不变的官僚体制，一方面是公众主体意识、权益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社会舆论不恰当的引导，在这种状况下，实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似乎很难。但尽管如此，政府也并非不能作为，政府要做的是，决策前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充分参与；决策中坚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决策后一旦出事，就要诚实面对公众、不藏不掖、勇于承担等。当然，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