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经典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

　　经典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它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一党统治、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这一制度与苏联1930年代建成的所谓斯大林模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全体职工只受雇于国家，而法理上全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显然，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已不复存在，人们不能自己雇佣自己。不管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现实的劳动关系如何演变，资本雇佣关系被解构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经典社会主义的逻辑结果推导出全体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结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十月革命后，如何定位工会在苏维埃政权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来完成经济管理的任务，逐步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这种将工会国家化的主张并不是要实行劳动者自治，而是使工会与劳动者完全脱节。另一派主张工会应当是共产主义学校的浪漫主义者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都不认为工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斗争。列宁非常现实地看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关系广泛复活，劳动关系中的雇佣关系产生了新的剥削，他主张工会必须组织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特别是那些“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工人阶级要通过工会的斗争防止“苏维埃政权的管家”甚至无产阶级国家自身对工人阶级的伤害。当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说过一段话代表了这种立场：“在私人企业可以罢工，而在国营企业不允许罢工，该抛弃这种对待罢工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了。出现罢工不是因为允许还是不允许，而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在罢工问题上不能双重标准，而应该是同一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确定罢工是改善工人经济状态斗争的方法。”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表面上看存在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国家组织机构，实际上共产党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政治组织假以国家和政府的形式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党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国家和政府是党的工具，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也只是党权的延伸。党通过人事任命权和政策决定权直接控制国家机构，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立法和政府治理，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党国体制。党国同构的载体表现为科层制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政党是低于国家组织的政治组织，它仅限于提出政治纲领和政策以动员选民取得执政权。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在国家权力机构的法律框架内组成政府，通过政策实施实现治国理念，而不会有党的直接治理。在经典社会主义条件下，党是高于国家组织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得以实现。共产党通过把自身“组织成为国家”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与管理，同时保留了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政党组织的全部形式。形式上党国二元结构掩盖了实际上党对整个社会政治权力的一元化独占。不仅如此，政治权力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化为经济权力，极大地挤压了社会领域的空间，窒息了弱小的社会权力。社会按照不同的职业、年龄和性别组成若干垄断性的“人民团体”，通过这些与党紧密连接的政治性组织，政治控制渗透到社会的整个机体。所谓“体制工会”无疑就是这类组织的典型。工会组织蜕变成党组织的官僚化、行政化、职业化的附庸，工会的各级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免，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靠国家财政预算发放工资。工会国家化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同的是它并非经济管理的机关，而是政治控制的机构。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完成了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使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尽管这一历史进程并未完结，却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结果。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增长了社会财富，都是在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普遍复归雇佣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实现的。整整三十年，中国的精英和民众热情地拥抱了市场、全球化、国际分工、GDP、消费主义、互联网等。所谓“红色资本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说现行的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什么不同，而是说共产党仍然是全社会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像一柄双刃剑，在高速增长积聚财富的同时，也放大着贫富差别、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弱势群体和贪污腐败，加剧着政府公信力的危机、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平民暴力主义。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对现状不满是一个危险的症候。在“国退民进”、“抓大放小”、适度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中，大量的原国企职工，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了新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面对强势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处于一盘散沙、无奈且无助的状态，被迫以自发的抗争行为争取有限的经济利益，酿成了众多的群体事件。

　　改革开放的基本现实是，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化和政治制度仍然停留在经典社会主义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并存。在劳动关系领域，人数众多的雇佣劳动者缺乏自己的组织，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体制工会面对的不再是那些它熟悉的国有企业职工，而是一个个“自由的”孤独的劳动者，一个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不断提出经济诉求的群体，一个开始思考和追求自身权利的普遍的阶层。体制工会在现存制度框架下几乎不可能从政治组织回归到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角色，几乎不可能从政治权力的领域回归到社会权力的领域。体制工会是现存的政治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改变都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某种变革，因此也决定了体制工会的转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