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他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1978年8月，纪鸿冠第一次收到李克强的来信，信纸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稿纸。此后，也偶有骄傲和温暖的瞬间，比如，县团委书记到团中央开会，带回一本世界儿童绘画书给他，那是李克强托带的。另一次，县团委书记到团中央申请希望小学经费，回来问老纪：“你对知青究竟有多好？大庙公社那么多干部他都不问候，惟独要我一定转达对你的问候。”

　　遇到这样的时候，老纪通常笑而不语。如今他87岁了，思维清晰，独居在大庙公社老影剧院边。一天不落地等在电视机旁看《新闻联播》，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他没有变，看起来比以前要开朗了许多。”

　　李克强离开大庙的这些年里，仕途扶摇直上。大庙也时有怀着各种意图去找他的人，有的满意而归，有的懊恼不悦。

　　跟随李克强做公社日常行政工作的孙桂雨，近几年遇到家中拆迁，常郁郁寡欢。他托人谋路，好一番辛苦找到李克强，表达自己的苦衷：我们没得吃饭了。李克强质疑：你们不可能没饭吃。

　　见面短短数分钟，孙的苦衷并未得到解决。他回到家一反“对往事津津乐道”的常态，逢人问及便摆手不语。

　　孙启超在李克强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寻访过3次，见到一次。“我就是想去看看他，没别的想法。”他到郑州省委门口，让传达室传话说：安徽家乡人找书记。

　　那一次，李克强让工作人员安排孙启超吃饭，“在五一饭店，喝了啤酒，吃了水饺。”李克强一番嘘寒问暖让孙启超一直记在心中。

　　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定远县九梓镇，那里的村民也像大庙人一样熟悉李克强的名字。镇上一家杂货店“李刚超市”，是李克强堂兄弟的儿子所开。“他做他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李刚妻子并未见过这位家里“大亲戚”的真面目，“没有回来过。家里人也很少提起。”

　　“从政，改变跟他一样艰辛的人的命运”

　　去北京前，李克强把家中上千册图书先行托运至北京大学。还向李皋兰要了一张李诚的照片，以留作纪念。那时，李诚已经去世了。

　　1977年7月23日，李诚先生去世的当天，李克强刚好从凤阳回合肥家中探亲。李皋兰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文史馆大院已是当天晚上21时许。李克强和父亲李奉三坐在院中乘凉。

　　见李皋兰进院，李克强迎上前去，跟他说，“我今天刚刚从凤阳农村参加高考回合肥，明天就去医院看你父亲。”李皋兰顿时落泪，告诉李克强，“父亲今天已经去了。”李克强听后，一个字都没说，呆坐在凉席床上。

　　李皋兰觉得，艰辛的生活，激发了李克强刻苦读书的雄心。在下放凤阳县之前的4年，全国统战系统撤销，他的父母和李皋兰的父母被要求到合肥以西30公里的政法干校学习劳动。“那时，整个院子就空了，大人都走了，就只留下了我们七八个孩子。”李皋兰说。

　　那时候，社会还不那么安定，每天天没黑，李皋兰和李克强便把院子大门关上，然后回房看书。晚上，他们就互相做伴，“要不就去我家睡，要不就在他家睡。”李皋兰说，“院子里，关灯最晚的那个房间永远是李克强的。”

　　为了见父母，李克强便和李皋兰商议，每个礼拜天都去一趟政法干校。“礼拜六一早，我和克强三姐妹一起从家里出发，坐公交到大愚山，再步行12华里到学校。”李皋兰说，“住一晚上，礼拜天下午再原路返回。”

　　李皋兰说，那时候开始，克强的理想就很明确，“从政，改变跟他一样艰辛的人的命运。”

　　李皋兰依稀记得李克强离开合肥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清晨，李克强手拿着一个老式旅行包，里面装着很简单的行李，来跟李皋兰告别。于是，李皋兰一定要送李克强去车站。

　　那天街上的人不多，静悄悄的。他们坐在1路公交车上，偶尔聊聊未来。

　　他感到李克强很高兴，“毕竟是北大，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李皋兰在为克强欢喜的同时，也有几分失落，他觉得，“自己就要失去一个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