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

　　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期间，李克强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创建团校，被宣传为典型人物。但校友回忆说，李克强的独立气质招致了一些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共青团七大选举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他落选了。

　　这年10月，他撰写了《按照青年特点进行理想教育》：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对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深恶痛绝……我们应当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口号……

　　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普及——本报邀请教育、文艺、青年工作者座谈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版面上。两个月后，共青团十一大召开，李克强仍位列其中。《中华儿女》的报道称，这是得到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点将干预”。之后在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他还当选为团中央常委，由此进入了“政坛快车道”。

　　不久，李克强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他所面对的青年，有锐气也有迷茫，有热切期盼也有伤痕累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则潘晓来信就引发长达半年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一面是揭示青年问题，一面是树立青年典型。1983年2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大篇幅刊载共青团员张海迪的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3月，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并着力宣传。整整一年，几乎每个月《中青报》上都会刊载两三篇关于张海迪的报道或评论。号召学生学习张海迪，一时成为李克强的工作重点。

　　虽历经“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整个社会仍在重建中焕发活力，从“万里铁路万里林”活动、农村经济青年开拓者座谈会、“振兴中华读书立志成才”活动、“东西互助协调会”，到青年们对社会分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等议题的讨论，共青团青年工作也更丰富具体了。

　　1980年代中后期，“反典型”、社会监督报道不时刊登在《中青报》这张团中央机关报上。《中青报》突飞猛进、一纸风行，其前著名记者卢跃刚认为，这也得益于团中央“网开一面”。

　　“1980年代团的氛围跟其他机关组织不太一样，既有它年龄构成的原因，也有早期领导偏好和倾向所带来的一套独特的团系文化”，卢跃刚说，“这团系文化有两条：一是耀邦50年代以来奠定的相对活跃民主的气氛。二是1980年代整个社会进入启蒙时代，团干部活跃地介入到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们带来新的气息，并融合发酵。”

　　李克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一路成长起来的团干部。在1980年，李克强似乎仍延续了大学时的朴素，也给人充满干劲的印象。直到他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还有一个保安问：谁是第一书记？另一个回道：每天进出大门，穿着背心，把上衣往肩膀上一搭的那个人就是。这是李皋兰在李克强父亲病重时听他说的，李父还感慨，“克强太不注重仪表了，作为领导，就应该注意公共形象。”

　　那些年里，陶景洲曾去看他，他住的房子很小，但办公室很大，工作并不忙。他攻读了硕士研究生，1988年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

　　那一年，团中央常委会向全团发出号召“推进团的自身改革”，提出了明确共青团自身职责、代表和维护青年具体利益、参与社会协商对话和改革团的组织制度四点改革构想。

　　然而，日益开放的青年风潮在时代之末，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