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的体验

　　汽车在“千米巨龙”里左弯右拐，停在一座1970年代修建的楼房边，吴仁宝的老伴赵根娣已75岁，仍是满头乌发，一套合身的蓝色绸衫，耳边金耳环、颈上金项链。

　　厅内两张米色布包的老式沙发，几张小藤椅，一张小方桌。贴墙的木条桌，摆着四个寿星、一个财神，还有一个几绺长须的儒士雕像，细看是陶渊明。

　　楼下共三间房，楼上卧室，没什么家具，也没法放家具，因为所有的房间墙壁上，都挂满几排照片，全部是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与吴仁宝的合影。

　　每天傍晚6时过后，吴仁宝归家，吃一碗只放油盐的清汤挂面、夹一块只蘸些酱油的白豆腐，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从7时到7时30分，是一个没人敢打扰的时段，因为他要一分不少地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了电视机，他就有了这个习惯。”赵根娣说。

　　“几乎每天晚上7时半之后，都要开党委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记者，“老书记往往根据中央的最新政策，结合本村实际作出部署。”这个会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

　　吴仁宝这个习惯即使在江阴市也广为人知，江阴日报社总编辑蔡意同认为，“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

　　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吴仁宝却能屡屡通过观察，把准政治的脉搏，作为例证的是，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再到最近，创作出3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

　　“但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江阴市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在今年换届作工作报告时，他评价华西的形势“继续保持了既不大好，又不小好，这届更比上届好”。

　　对政治兴趣盎然的吴仁宝，曾经仕途亨通，由村而乡而县，官至当年的江阴县委书记，乃至跻身江苏省委委员 ，但他一直拒绝辞去华西村支书这个职位。

　　而他最大的几次打击，同样来源于政治，一是在“文革”中被挂着黑板批斗，当时年幼的吴协恩，还傻傻地爬上台去，向爸爸要钱买糖；第二次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吴仁宝派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仅留1／3，结果他随后落选县党代表 ；第三次则是连任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却意外落选。

　　在党代表落选之后，吴仁宝拒绝了调职异地的安排，回到华西村，挟县委书记余威而甘作村支书，在当时政坛上也传为奇谈。

　　三起三落的吴仁宝此后经营华西村，他告诉记者，华西村从来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典型，也不是某一阶段的典型，“我们走自己的路。”

　　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到1980年代才“醒”。

　　“听”是指1958年浮夸风时他虚报过产量，1960年代为何要“顶”呢？吴仁宝有这样一段话：19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以前听了上了当。领导不满意，说我吴仁宝是“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这个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我已经改了不少了，但还舍不得完全丢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在吴仁宝眼里，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他将此定义为“两手抓”。

　　“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江阴市一位干部透露，“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这点他和大邱庄的禹作敏完全不同。”

　　华西村特色艺术团副团长计丽静则说起这样一个细节，剧团备有一个特别节目《三杯美酒敬亲人》，“一般我们接到通知上这个节目，肯定是有大领导来”，这个节目的创意，是在表演进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领导往往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宾主尽欢的时刻。

　　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

　　华西村的第一面“红旗”，自“农业学大寨”始。

　　当时的华西，土墩洼地星罗棋布，800多亩地被分成1300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被“大寨精神”燃烧起来的吴仁宝，1964年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河流改道、田亩重划，7年时间，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回忆，当时村里编了歌谣鼓舞士气，“小孩怎么办？拜托隔壁老太太；淘米做饭怎么办？路上跑快快。”一唱一和，声震田野。

　　这面红旗升起时，不为人知的是，吴仁宝已经抽调20人，于1969年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告诉记者，“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挣不到钱。”吴协东清楚地记得，“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其时华西村外面的世界，“文化大革命”风狂雨暴，吴仁宝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也曾被群众组织的“保皇派”保护，还曾被“军宣队”破格起用……

　　1960年代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队，华西先被嘲讽为“吹牛大队”，继而流传为“做煞大队”(方言：指干活干得太多太累)；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刚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而到了1980年代，当地还曾发生过“禁止到华西村参观”的事件，结果反而惹得好奇的人蜂拥而至。

　　“华西村就在告状声中，名气越来越大，”吴协东告诉记者，“但村里从1960年代开始办小磨坊，1970年代做小五金，一直在断断续续搞工业。”

　　“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吴仁宝解释当年的动机，“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他因此感慨：“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

　　1978年，“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前夕，华西村盘点过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而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吴仁宝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其时刚开始推行。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

　　不过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应该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村里的党委会开到凌晨两点，”吴协东告诉记者，“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

　　在吴协东眼里，这毫无疑问“也是一次政治冒险”。吴仁宝此前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华西村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筹措，最后又赚了多少钱，至今仍是个谜。吴协东只透露了一个数据，“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华西村完成的另一个动作，至今也让外界迷惑，那就是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

　　华西村股票上市，是其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上市指标炙手可热的年代，华西村首创“村庄上市”先例，于1999年上市发行3500万股，共筹资2.9亿元。

　　这笔资金后来用于电厂扩能、毛纺厂技改，以及新上一个化纤项目。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告诉记者，毛纺及化纤已成为华西的支柱产业之一，宝昌化纤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15亿元(其中烟酒约5亿元)，今年将达到25亿元。

　　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

　　“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吴仁宝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