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大状”乱噏无为

　　文丨关昭

　　梁天琦案上周五已由陪审团一致裁定暴动罪成，加上本人已承认袭警罪，两罪候下月十一日判刑。

　　如同其他案例一样，梁天琦也呈上了一批求情信为其缓颊，其中有英美大学教授，而求情理据无非是什么“年轻有才能”、“关怀别人”之类，只能说一句“九唔搭八”。

　　梁天琦父亲的一封求情信，洋洋四页纸，言词恳切，倒称得上一个“情”字，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梁父身为教师，当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之理，与其今日锥心掏肺在庭上为儿子开脱，为何当初在家不对之严加管教，晓以做人做事必须遵法守纪的道理？梁父信中还说其子“天性善良”，观之当晚旺角街头以木製卡板袭警的兇狠程度，“善良”二字只能说是溺爱之词。

　　而十多封求情信的“分量”，看来都不如为梁天琦辩护的蔡维邦“大状”的陈词精彩和“独树一帜”。

　　蔡“大状”在庭上求情时先是大赞梁天琦善良、慷慨及勇于负责，“没有推卸作为一个香港市民的责任”。那么，很好，首先就请梁天琦负起当晚旺角暴动及袭警的责任，接受法律制裁，“大状”还“求”些什么？

　　而更为荒谬和可笑的是，这位蔡“大状”不仅为梁天琦求情，似乎还差一点要求法官大人把他和梁一起送入囹圄。“大状”在求情时说，因为他们那一代人贪图逸乐，只图当政务官和做医生律师，不理民主，才会导致梁天琦等人今日为争取民主而走上街头，云云。

　　这位蔡维邦大律师在庭上还说，八、九十年代是“民主从天上掉下来”，回归后“民主路却变得越来越崎岖”，看来，“大状”的认知水平与目下一些不懂歷史、不知过去的青少年一样，以为殖民年代的“民主”好过回归后的民主。有此糊涂大状，难怪法官大人要问“是否认为暴力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