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坠落事件两副校口供矛盾 官促追假口供刑责

　　图：案发当日不少家长在校外欲了解事情真相/资料图片

　　大公网7月24日讯 （记者 梁康然）10岁小五女生罗芍淇在校园内堕楼身亡案件，死因庭昨日指出，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罗芍淇有自杀倾向，亦排除受药物影响，故裁定死者死因存疑，未能确定是死于自杀抑或是意外。死因裁判官高伟雄昨日在庭上直斥，涉事的中华基督教会基真小学的两名副校长石玲及高婉华，在死因研讯上一派胡言，谎话连篇，口供不可信，态度非为人师表所为，认为有需要将本案转交警方及律政司，进一步调查是否有人需就庭上口供负上刑责。校方表示，需先研究判词，再考虑是否需处分相关人士。

　　死者罗芍淇是荔景基真小学的学生，2013年12月9日上午7时40分，她在校园内被发现从五楼堕下倒毙在操场，校方于事发后并无立即致电“999”报警，而是致电圣约翰救伤队，罗芍淇最终不治。死因研讯于今年7月14日召开，校方在庭上力陈死者曾被欺凌，但校方已处理，不会是成为死者自杀成因，又指死者在堕楼前大有可能受药物影响，如死者体内麻黄素含量是正常10倍等。

　　死因庭昨日完成结案陈词，裁判官高伟雄随后作出裁判。罗芍淇的父母均有到法院聆听裁决，当听到裁判官提到女儿的生平时，罗父边听边抹眼泪。基真小学的校长、教职员、办学团体中华基督教会学务总监余煊亦都有到庭。

　　裁定罗芍淇死因存疑

　　裁判官高伟雄裁判时称，相信死者确曾被同学欺凌，但无任何直接证据显示死者因此有自杀倾向。死者堕楼前确有服药，但死者未致神志不清，因此不能裁定死者是死于自杀或意外，只能裁定死者的死因存疑。

　　裁判官特意点名批评涉事学校的两名副校长石玲及高婉华，直斥两人庭上口供一派胡言、谎话连篇。他批评曾为死者急救的石玲，在庭上供称当发现死者时认为死者“好像睡着了”，及后死者不断吐血，她竟然先叫校工清理死者的呕吐物，裁判官指石玲庭上眉飞色舞及绘影绘声地作供，无疑是向死者家属伤口上洒盐，但她的口供及当日行为“非常不合逻辑、不合情理、难以置信”。裁判官指，石玲拥有急救资格，却不为死者急救，斥责她见学生垂危，却无救人之心。

　　绝非为人师表所为及态度

　　就高婉华曾在庭上供称，见死者呕血就知有严重内伤，却表示没法向到场的救护员讲解死者情况，同时认为死者可自行走动，裁判官坦言，对本案感到悲伤，基真小学教职员在庭上的口供，反映他们对学生毫不关心，大话连篇，绝非为人师表的所为及态度。

　　最后裁判官要求将本案转交警方及律政司进一步调查，以研究是否有人需要就庭上口供负上刑事责任。裁判官又安抚死者家属称，死因庭已尽量找出真相，但未能事事尽如人意，祈愿死者父母全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裁判官并向教育局提议，需改善学校危机处理指引，如厘清“可致电999或召唤救护车”等文句，以防令人混淆。教育局并应提供“险境”例子，让校方应变时有所参考，以及培训教职员在危急下的沟通能力。裁判官并建议政府，派出驻校医护人员，以处理突发意外。

　　中华基督教会执委会主席黄成荣昨日于判决后表示，办学团体在事后已加强各学校管理层的训练，强调目前对紧急事件，会以最快的方式包括报警处理。中华基督教会学务总监余煊于离开法院时表示，需研究裁判官判词后，决定是否及如何惩处涉事教职员。

       梁纪昌：为学生安全必须报警

　　中华基督教会基真小学小五女生罗芍淇在校园内堕楼身亡案，早前该校教职员证供称，校内张贴通告写有圣约翰救伤队及医院电话，指“除非以上电话无效及情况极之紧急”，否则请勿以999报警。不过，有校长指除非跌倒流血等一般轻伤，否则学生休克、晕倒等，为安全着想必须报警，根本不会考虑校誉或其他问题。

　　刚退休的鲜鱼行学校校长梁纪昌表示，早在1993、94年他还在教育局任职时，有份参与制订给学校的危机建议指示，“当时发生好多宗学生自杀，故草拟建议教学校如何处理危机事件，但为了学生安全，必要时亦要报警。”他指，学校毋须担心传媒“勾线”，而他担任鲜鱼行学校校长时，学生受伤则会致电就近的救护站，而非远召圣约翰救伤队。

　　教育局称再作跟进

　　另一种是若学生休克、呼吸困难、心脏有事，学生或有隐性疾病，应立即打999报警求助。他又认为，经过是次不幸事件，教育局应多鼓励学校危机处理小组须定期演习，确保所有教职员懂得应对危急事故。

　　就死因裁判官对教育局提议，有需要改善学校危机处理指引，如厘清“可致电999或召唤救护车”等文句。教育局发言人表示，就基真小学不幸事件，会先详细研究死因庭的裁决及建议，再作跟进。教育局有向学校提供指引、通函及行政指引处理突发事件。发言人指根据《学校行政手册》学校须制定政策及步骤，应付及处理各种危机，例如传染病、学童自杀及气体泄漏等。

         两副校口供内容矛盾

　　被死因裁判官点名批评的两名副校长石玲及高婉华，在庭上作供时竭力形容自己在事发当日十分关心死者，更为死者急救，可惜两人口供内容矛盾，更显然在淡化当日过失，并企图将无即时打“999”（求救电话）的责任推给校工。

　　辩称忘我急救无召白车

　　石玲在庭上报称，拥有圣约翰救伤队教官资格，具备丰富的急救知识，并强调一发现死者倒地时，“立即做（急救），拖延一秒都唔好”，又称即使死者已无呼吸脉搏，她仍一直进行心外压、人工呼吸，希望为死者恢复呼吸脉搏。当死因庭质疑死者既已无呼吸脉搏，为何不直接打“999”求助，她推说当时“忘我”，又称不知死者堕楼，以为只是普通晕倒，因为“初见死者坠地时‘很平静，觉得她睡着了’”。石玲强调，曾叫同事打“999”，一直认为会有救护车前来。

　　高婉华则在庭上声称，当风纪生告知她有人晕倒时，她最初没想到是有人堕楼。由于她具有急救知识，看到死者倒地情况后，怀疑死者从高处堕下，因此在稍后圣约翰救伤队来电查问伤者情况时，她就回报称“怀疑有人堕楼”。她又强调，若确知死者堕楼，必会打“999”。

　　不过，多名圣约翰救伤队员在庭上指出，当日收到校方来电时，校方人员只称“有嘢跌咗落嚟”，队员思考后认为是有人堕楼，遂代为打“999”。当急救员到校时，听到高婉华说伤者可自行走动，更要求队员只需取轮椅，毋须担架。但急救员见到死者是脊骨及脚部已变形弯曲，明显有严重骨折，即使没有急救知识，也可判断到死者是从高处堕下。

　　校工在死因庭作供时则曾经表示，学校当时有告示表明，除非遇到极紧急的情况，否则请勿以999报警或召唤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