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冲击立会“刑事毁坏”案判决太轻

         文/李俊

　　去年非法“占中”期间四名示威者用暴力冲击立法会，不仅毁坏立会玻璃大门，更直接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损失。对于这些传媒已广泛报道兼且犯罪画面清楚无误之事实，裁判官最终只轻判“社会服务令”，更漠视控方提出的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要求。这一判决，相信连被告自己也会感到“庆幸”，更莫说普通的公众了。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若此等严重罪行也能作出如此轻判，会对社会放出怎样的错误信息？是否意味着即便是暴力、即便是刑事毁坏也可以轻易了事？本案理应提出上诉，以维护香港的法治。

　　本案发生在去年非法“占中”期间，四名被告依次为报称厨师的郑阳（18岁）与戴志诚（24岁），报称无业的张智邦（23岁）及石家辉（24岁），于去年11月19日，在中环立法会综合大楼非法集结，暴力冲击立法会，损坏立法会大楼七道玻璃幕墙、九道玻璃门、一道石门、二十五块渠盖、一块假天花及一对玻璃门柄等。

　　而由于被告早前承认罪行，再加上控方已按建筑署报告，申请要求四名被告赔偿逾58.7万元维修费。因此，公众等待的是公正的判决，以给全社会一个正确的讯号。

　　然而，判决令绝大多数人感到不解。主任裁判官钱礼昨日在判决时仅判四名被告15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而不是较重的即时入狱；并拒绝赔偿损失的要求。裁判官列出两项理由：第一，裁判法院只能下令每被告赔偿最多10万元；第二，控方提出资料相对简略，未有详列损毁物品价值。因此拒绝颁下赔偿令，并着控方如有需要，循民事追讨。

　　与许多市民一样，笔者对此认为，裁判官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一位法官或裁判官，可以不理会社会的舆论，也可以不理会传媒的批评，但却不能不顾基本的法律概念。

　　第一，严重的“刑事毁坏”，远较其他同类案件判决轻？事实上，本案发生正值“占中”之时，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有将犯案过程直接拍下，可以说，犯罪事实确凿毋须质疑。疑犯以近乎歇斯底里的行为，暴力冲击立法会，令人感到法治正在受到践踏，当时几乎所有的舆论都一面倒狠批这种无视公众安全、无视法治的恶劣暴行，并要求严惩以儆效尤。然而，相较于以往的同类型案件，本案判决无疑是更为轻的。

　　2013年，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发展前期工程拨款，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27岁售货员就两项袭击执行职责的立法会人员罪其后被判囚27日，他不服刑期过重提出上诉，结果被驳回，需即时服刑。法官续指原审裁判官的裁决全面细致，强调任何示威行动亦不应使用武力，法庭不会坐视及会作相对惩治。

　　2011年，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与另外四人冲击递补机制论坛，刑毁及扰乱公众秩序罪成，梁国雄被判即时入狱两个月，其馀四人入狱三星期。梁国雄同时要为毁坏公物赔偿四千元。

　　同为2011年，五十五岁男子因不满曾荫权及政府的施政，到新政府总部外天桥的支柱上，用箱头笔写上辱骂曾荫权的语句。他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昨被东区法院判监四星期。

　　以上判例说明了什么？与这些案件相比，本案案情是更轻微还是更严重？一名市民不过是写了几句话就要即时入狱，为什么本案被告却可以做社会服务令了事？这是因为被告有“占中”后援律师支持的原因？

　　第二，有五次案底的被告仍获轻判，理据何在？在四名被告中，其中一人戴某拥有五项不同类型的案底。如果说所有人都是“初犯”，可以用“年轻”、“意气用事”来作出辩解理由，则判社会服务令或许不会引起强烈的质疑。但问题在于，裁判官没有考虑四人的不同情况，甚至完全无视其中一人拥有多次案底，就将此人与其他三人作一同轻判，兼且没有列出令人信服的理据。如果此案成为“先例”的话，那么，一个人有没有案底都已无关紧要，更为严重的是，法庭的判决已经失去应有的阻吓作用。日后可能作出同样暴行行为的人或许会教唆说：你看，暴力冲击立法会最多只是150小时社会服务令，又不需要入狱，怕什么？

　　第三，判毋须赔偿公帑损失，是慷他人之慨？裁判官的两点理据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没错，裁判法院只能下令每个被告赔偿最多十万元，但这不能成为“不赔”的理据。同样道理，若裁判法庭最多只可判入狱三年，那么是否可以因为案情严重判决可能超过三年，而判无罪？其次，纵使控方提出资料相对简略，未有详列损毁物品价值，但辩方本身并没有对此提出大的质疑，更何况，裁判法官完全可以主动要求控方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但公众看到的是，裁判官并没有主动去询问，便以“无详细资料”一并否决。别忘了，立法会被毁坏，最终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被告不赔，应由谁去支付？

　　早年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一案，法官判定罪名成立，当时判词如是说：如果纷乱已经达到难受管束及令人厌恶，影响他人行使基本权利，更甚者令人担心人身安全，那么便会构成案件的严重性，也会带来深远的不良影响。量刑尽管需考虑保护示威权利，“但当涉及人身安全时，当然不容妥协”。

　　裁判官的“轻判”，很容易对公众造成误解，也会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息。本案理应上诉，否则，必会损害公众对香港法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