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钰成大公报刊文 怀念父亲曾照勤逝世十周年

　　八

　　照亮家庭 默默守护

　　弟弟的被捕，令熟悉我们一家的人（包括几乎所有住在学士台的街坊，因为我们在那里住了十七年）感到惊讶，有些人还对我们有点同情；妹妹接着被捕，却令所有人都相信我们一家是捣乱分子，对我们“另眼相看”。用妈以前的说法，他们都把我们当作患了麻风一样。爸要如常上班，我如常上课，留下妈一人，只能躲在房间里哭。不得已要到市场买菜，便要抵受四周敌意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闲言闲语。

　　“把我们当作患了麻风”的，不仅是西环的街坊。我原来有几个补习学生，他们的家长都通知我不用继续了，其中包括爸的一个认识了多年、经常来往的好朋友。这位世伯本来对我也很好，他很清楚我的左倾思想，但仍很喜欢找我聊天。他的儿子读书很不错，要准备升学，所以决定找我替他补习。刚说好什么时候开始，我家就出事了。世伯通知我爸，补习暂不用了。连最好的朋友也掉头而去，爸告诉我时，难掩伤感、失落。

　　老朋友、旧相识忽成陌路，新朋友却纷至沓来。弟妹先后被捕之后，很多我们原来不认识的左派人士来找我们，给爸妈和我送来慰问、关怀和鼓励。他们见我妈独留家中容易发愁，便介绍她到中业中学小学部当教师。妈虽是当了二十多年家庭主妇，但她的文化水平本来不错，从监督我们兄妹读书中，大概也积累了一点教学经验，到学校工作，还算胜任愉快。

　　爸决定搬家，从我们熟悉的西环迁到北角，避开旧街坊，来到新环境，开始新生活。弟弟出狱后获《大公报》聘用，妹妹投身爱国文化事业，后转到《文汇报》任记者，我离开大学后到了培侨中学当教师。于是一家五口都任职爱国机构，成为不折不扣的红色家庭。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爸爸的愿望，但他从没有埋怨我们令他失望，没有拿我们和一些凭学业成绩出人头地的成功人士来攀比。一家人活得开心，爸似乎就心满意足。每当他听到学校或报馆称赞我们三兄妹的工作表现时，他就像以往拿到我们的考试成绩表时那样高兴。

　　如果不是香港回归，我和弟妹很可能和爸一样，各自在爱国机构的岗位上工作至退休，过着并不富裕但也安稳的生活。

　　九

　　经历过政治风暴给我们一家带来的冲击，爸晚年的心愿，应是希望我们脱离尘网，像我们很多同辈一样平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让他不用再担心突然有灾祸降临在我们头上。然而，命运却不肯让他释怀，要他活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担忧。

　　正如我到培侨中学工作事前并没有和爸商量，我组织政治团体、参加议会选举，也是做了之后他才知道。一九九二年，培侨中学刚成为直接资助学校，教师工资终于可以跟津贴学校看齐；我作为校长，收入足以维持相当舒适惬意的生活。我偏不安于份，去当了民建联的主席，成为经常见报的争议人物。爸这时大概也料到，我在学校里做校长那份工作，不可能做到退休了。他或会替我担心，但他没对我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留意我做的一切。

　　爸是我最忠实的“粉丝”。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接受的每一次采访，出席的每一个电台或电视节目，以及传媒有关我的每一段报道，他都不会错过。他十分在意人们对我的评论，听到对我肯定的评价，他会满心欢喜；遇有负面的批评，不管批评者是谁，有理没理，爸一定为我不服气。他很少跟批评者理论，却会满脸不屑地给我覆述某某人的话，为我抱不平。我获得的每一项成就，遇到的每一宗挫折，爸的感受可能比我更强烈。我的地区办事处开幕，不经意跟他说了，他一早便兴高采烈地来到参观。我输了选举、我因民建联选举失利而鞠躬下台，他比我更加失望难过。爸不在之后，我才愈来愈感到内疚；爸对我的表现，对我成败得失的感受，我一直麻木不仁，没有给放在心上。

　　记不清从哪时开始，爸和我养成了每天早上一起饮茶的习惯。我们不同住；我很早起床，爸比我更早，我们上班前便在茶楼相聚。我们很少谈话；我对着爸静坐那半个小时，就有“宠辱皆忘，其喜洋洋”的感觉；而爸看着我悠闲地喝茶、吃点心，似乎也很满足。每天结帐都是由爸付钞，我从不会和他争。我对朋友说，很惭愧，几十岁了，饮茶还要爸结帐。朋友说，不用介意，你肯陪爸饮茶，他已很高兴。听他这样说，我更感歉疚。

　　十

　　勤劳一生 为家牵情

　　大约二零零零年左右，妈开始有脑退化症的徵兆。起初，当我们看到妈记错事、认错人、说错话、反应迟钝时，都不大以为意，还拿她的失常表现来取笑。后来情况渐见严重，爸告诉我们妈在家里做出的一些危险行为（例如有一次她煮饭时把电饭煲放到火炉上烧），我们才开始担心。爸独力承担照顾妈的责任。家里只有他们俩，没请佣人；爸从不会对我们说他应付不来，我们既没有充分了解爸的困难，也就未有认真研究可以协助做些什么。我们从理论上明白，脑退化症病人自己未必感到难受，照顾她的亲人是最难受；但我们没有因此对爸给予关怀和支持，有时见他对妈发脾气，更怪责他不够耐性。直至爸走了，我们自己和妈相处，才惊觉爸先前所受的痛苦。爸知道自己患了重病，很可能要比妈早离世时，最令他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他走后妈怎活下去。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我正在深水埗一个屋邨出席居民活动的时候，收到爸打来的电话，说他很辛苦，想到医院去。我把主持活动的工作交给伙伴，驾车到爸的家，把他送进医院。当晚，我和弟弟见到爸样子很辛苦，便守在他的床边，不敢离开。过了晚上十一时，爸坚持要我们回家睡觉，说：“你们留在这里也没用。”我们见医生说他暂时没有危险，便各自回家了。翌日清晨，医院的电话来了。我们赶到医院，爸已在昏迷状态。护士告诉我，爸刚才还在喊着我的名字，但我们已再听不到他说话了。

　　办完了所有手续，医院通知我去领爸的遗体。学校里一位职员陪我去，她看见爸的遗容，即冲口而出：“他还有话要说。”

　　是的，爸还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事情放不下。放不下妈妈，怕她没人照顾，在家里出事。放不下我和弟弟，怕我们做的事人们不喜欢，我们要捱骂捱批。放不下妹妹，放不下孙女儿。还有放不下那许多他藏在心里没有跟我们说的事。他牵挂的太多，来不及一一嘱咐我们，便匆匆走了。

　　爸在时，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他走后，这十年里我竟然一次也没有再在梦里和他相见。这也许倒好，要是见了，恐怕我仍是不懂对他说些什么，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