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钰成大公报刊文 怀念父亲曾照勤逝世十周年

　　四

　　我自小就很羡慕爸写的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厨房里贴的“定福灶君”、“天官赐福”，家门前贴的“五方五土门神”、“前后地主财神”，都要更新；这时嫲嫲便会拿红纸来叫爸写，我就在旁欣赏。那时小学还有“习字”课，要写大小楷毛笔字。爸每看到我的大小楷习作，脸上的表情就像在街上看到死老鼠般。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给我买了一本《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要我照着学写字。学了一段时间，我写的字总算有点规矩，给他取笑也少了。

　　爸在商会（这是爸对中总的叫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抄写和印製文件。在没有电脑和打印机的年代，复印文件的方法是油印：把蜡纸放在有网纹的誊写钢版上，用钢尖誊写笔在上面书写，然后放到油印机印刷。爸经常要把写蜡纸的工作带回家里做。他在写，我就在旁边看。爸对他的这份工作不但十分认真，而且显然十分喜爱。我常觉得他不像在抄写文件，而是在制作艺术品。

　　除了抄写文件之外，爸也要做中文打字。那时的中文打字机，操作方法是将一颗颗铅製的字粒打在蜡纸上。打字的速度，决定于打字员需要用多少时间在一个长七十行、宽三十五列的字盘里找到他要的每一颗字粒。字粒怎样排列、打字员怎样记忆它们的位置，十分重要。爸说，排列时除了按字的部首和笔画之外，加上粤音九声，找字可以更快。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爸那里学会了辨别粤音九声，懂得怎样分平仄了。

　　我比弟妹有较多机会跟在爸的身旁。爸参加商会员工的旅行野餐等活动，都会带着我。他曾多次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他怎样操作中文打字机和油印机。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在商会会所里“打地铺”留宿：商会换届选举，爸要整晚留在会所里看管票箱，不能回家睡觉。不知为什么，他让我留在他身旁，那是我最早的“宿营”经验。

　　五

　　勤力顾家 望子成龙

　　爸整天在外面工作，妈整天在家里忙碌。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爸妈省吃俭用，但和我们读书有关的开支，爸从不吝啬。爸妈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高，监督很严。每天晚上，爸妈不管多么疲倦，都要对着我们的学生手册，督促我们做完所有功课，并且把当天上课教的书全部读熟，才准上床睡觉。直至我们升上中学较高的年级，学习内容超出了他们能够监管的程度，同时他们也开始相信我们学习的自觉性，爸妈才放松对我们的监督，给我们高度自治。

　　我们三兄妹也没令爸妈失望。我和弟弟先后考进了圣保罗书院，妹妹入了庇理罗士女子中学，三人在学校里成绩都不错，有很好的机会升读大学，这正是爸妈的梦想。

　　由于我是老大，我想爸对我的期望是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小学会考（即后来的升中试），我侥幸考了个全港第一名。学校收到消息，通知了我爸，并且告诉他将在第二天早会上向全校宣布。早会是不让家长出席的；爸那天一早来到学校外面，隔着围墙听宣布。之后他到处对人说，家里出了个状元。

　　爸要送我一只手表，作为奖励。以我们的家境，手表是很名贵的奢侈品，爸自己也从未戴过。那天傍晚，我做完功课，独个儿躺在床上发白日梦；天色已转暗，屋里还没有亮灯。爸放工回来，一走进房间便笑着说：“Watch！”然后从他腕上解下新买的手表，拿到我面前。我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伸出手让爸给我戴上。我的手腕太小，表身太大，表带又太长，怎么也戴不牢。第二天爸拿去在表带上多钻几个孔，才勉强把新手表固定在我手腕上，回到学校被老师和同学们取笑了一番，不过我心里还是兴奋了很久。

　　我读中学的几年，爸大概从老师那里听到不少夸赞我学业成绩的话。到我快要参加中学会考的时候，爸到处对人说，该年的中学会考要出一个十优状元。这次我可丢了爸的脸：我只考得五科优，其他多科临场失了手，没有考出预期的成绩。我不知道爸有多失望，不过他没有对我责备、埋怨，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成绩是不是没有预想的好？

　　步入中年，爸脾气好了，笑容多了，身体胖了。家庭环境比前好转了：爸大概升了职，薪金多了；我从中三开始替其他孩子补习，给家里增加点收入。房间虽然挤迫，爸仍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新书桌。我读中六那年，爸更满足我的要求，分期付款购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定价三千多元，等于爸几个月的薪金）。

　　一九六五年我考进了香港大学，爸妈梦想的第一步实现了。弟妹的学业发展也很顺利，跟在我的背后，不久也要进入大学。眼见艰难日子很快就可以抛在脑后，我们一家人正稳步迈向幸福的前景。

　　怎也想不到，一九六七年，天忽然塌下来，爸妈的梦想像爸摔在地上的镜子，一下子完全粉碎。

图：曾照勤夫妇二零零五年最后一次旅游，摄于肇庆

　　六

　　我不知道爸妈是怎样收到弟弟在学校里被捕的消息，也记不清是谁通知我。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学校在暑假后刚开课不到一个月。我只记得那天傍晚我回到家里时，爸妈都不在家。我一进门便见到四伯父在厅子里对着我的妹妹训话，妹妹在不停地哭。我立即叫妹妹返回我们的房间，把房门关上。

　　爸在中总这家“左派机构”工作。作为中总的僱员，他在家里长期订了一份《文汇报》，并且不时有《人民画报》一类的刊物带回家。此外，每有来自内地的电影或文艺表演，爸都会拿到入场券，让我们去看。这些“左派宣传”对我们兄妹有多大影响，很难准确评估。不过我们绝不是只接受左派宣传的“洗脑”；要说“洗脑”，我们每天看到和听到的，大部分倒是反共的东西：家里的长辈，除了我们爸妈之外，都不会为共产党说半句好话；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多数是反共的，其中有的几乎每天都在学生面前骂共产党；我们家里不只有一份《文汇报》，同时也有反共报纸。

　　爸很少和我们谈政治。他和妈都和上一代很多人一样，害怕政治。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要用功读书，不要学坏。我们三兄妹的“左派思想”，其实都是分别从外面得来的，或者可说是时代的产物。爸知道我和一些“左派人士”交朋友，思想愈来愈“左倾”，可能有点担心，但他从没阻挠或者反对。我想他和我一样，觉得那些“左派人士”都很正派，我跟着他们不会学坏。

　　一九六七年，由工潮演变成香港整个左派阵营参与的“反英抗暴斗争”，愈来愈激烈。到五月，大规模的反英示威游行几乎天天发生，并经常导致暴力冲突。防暴警察多次向示威人群放催泪弹，很多人被打和被捕。有一天，我在中环遇上示威游行，我走到游行队里，跟着其他人一起喊口号。那天晚上，爸回家时神色凝重地把我拉到房间里，拿出一份英文晚报给我看。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很大的当天示威的照片，清楚地看到我在其中。

　　爸担忧地问：“你知道给记者拍了照片吗？”他从来没想到我会参加街上的示威行动。“反英抗暴斗争”将怎样发展，我们不知道，但爸肯定不希望我们做出任何会影响我们个人前途的事。我已忘了那天晚上我怎样对爸说，大概是承诺我会尽量小心吧。

　　想不到最先出事的是弟弟。

　　七

　　曾子被捕 挺身而出

　　在家里，弟弟从来比我乖。我生性好辩，跟长辈驳起嘴来经常不知分寸，被斥不懂礼貌。我个子矮小，但和其他孩子打起架来却可以很凶，令他们的家长很不高兴。我自十多岁开始便和几个伯父合不来，跟四伯父的关系尤其恶劣。弟弟没有这些问题。他很少跟人吵嘴，更不会动手打架。从家里到学校，弟弟的人缘比我好得多。我们开始关心政治之后，弟弟的表现十分平静，很少像我一样跟意见不合的人争论得脸红耳赤。总的来说，弟弟为人平和忍让，从不会因情绪冲动而做出鲁莽的事。所以，弟弟被拘捕，爸妈和很多认识我们的人都十分意外。他犯了什么事呢？在学校里，在上学的时间（不是擅闯校园）、下课的时候（不是违规旷课），向同学们派发传单（不涉暴力欺诈）。因这样的行为被拘捕判刑，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不管传单上是什么内容。但当时香港是在非常状态，校长一见有人派单张便报警，警察一到便拉人，拉了人便检控。法庭审理弟弟的案件时，爸要上庭作证。他面对很困难的选择：为弟弟认错求情，争取轻判，还是支持弟弟的作为，在庭上谴责港英当局，不管弟弟可能被重判，多受牢狱之苦？

　　爸大概挣扎了很久。结果，他在法官面前战战兢兢的只说了一句话：“我儿子做的事是对的。”这句话，惹来法官一顿痛斥，弟弟被重判两年刑期，还要被某些报纸讥讽辱骂一番。但这句话，在我们一家人里成为新的凝聚力，让弟弟挺起胸膛面对牢狱的磨练。

　　弟弟被捕后不到一个半月，妹妹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学校里和其他十三个同学一起被警察拘捕。她们为了一个被校方停课的同学，集体与校方理论，被校方召警拉人，我妹妹被判囚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