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表明，“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多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谈到“一国两制”的关系都清晰有力地表明，基本法内的很多中央权力和高度自治权，都是来自宪法，因此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说，“特区的政治体制，要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要从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以保障香港的稳定繁荣为目的。”她重申，“必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保持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
梁爱诗在《白皮书》发表后表示，就本港回归十七年来如何落实“一国两制”，《白皮书》作出中肯的总结及回顾，并重申中央对香港特区的权力，以及如何维护宪法及落实基本法方针。她认为，发表《白皮书》并非要向港人施压，而是总结过去，提醒大家“一国两制”的好处。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指出，港人应正确认识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关系，基本法是根据宪法第31条制定，“宪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而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宪法作为一个整体，适用于香港，基本法内的很多中央权力和高度自治权，都是来自宪法。
谭惠珠又认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并无“剩馀权力”，基本法是一个授权法，授予特区行政权、立法权和审判权，“这些都是公权，不能互相转让”，例如立法会虽然由选举产生，但不能代替行政和司法机关办事。同样道理，提名委员会被授予的提名权，亦不能转让给其他人士或机构，亦不能被削弱和架空。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饶戈平表示，中国是拥有主权的单一制国家，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因此中央政府当然对包括香港在内的各个地方政府拥有管治权，这是一直都有的固有权力。只是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才授权其高度自治。饶戈平强调，任何授权都是有节制的，都是一种有限自治，而绝非无限自治和完全自治。“一国两制”的目的就是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长远利益，也要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者绝对不能偏废。香港在高度自治的过程中，一定也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家的利益。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强指出，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的行政主导体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一国”大于“两制”是不言而喻，即中央除了在国防、外交等事务上有话语权，在其他与本港有关的事务中，也有权力。他说，中央应发挥应有的角色和功能，“不能自我约束”，又说既然中央有权任免行政长官与特区主要官员，便可以要求上述人士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