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工联会之前其实很成功地推动了基本最低工资。当时是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而成功的？
郑耀棠：当然采取了比较多了，争取最低工资的时候，一说最低工资老板就呱呱叫了，这会（造成）大量失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说不要紧，我如何争取社会对这些人的同情，致使社会大众支持设立最低工资呢，我们就说，我们选择两个行业，一个行业是清洁，搞卫生的。一个行业是当保安的。
郑耀棠：因为当时在香港这两个行业工资低得可怜，很低很低的，我们说用政府的数据来看，你看每一年这两个行业的工资一直下降，现在还在降。下降到根本他干活，拿的工资也不能养活，他工资下降到，我拿综援还差不多。所以最后我直截了当地跟曾荫权当时的行政长官说，你不定最低工资，这些人会跑到去领综援，公共援助。
采访：纳税人的钱
郑耀棠：拿纳税人的钱，你付得起吗？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从某一种角度来说，他还是想来想去，本来他也是反对的，他本来都是反对，一早就公开说我反对最低工资，他最后接纳了我们的要求，用了两年的缓冲期。
采访：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回归之后，尤其是您自己也是行政会议的成员，然后你们现在立法会还有立法会的议员，在你们表达劳工的诉求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意见的时候，是比较可以直接地，
郑耀棠：对
采访：而且比较快速地去沟通。
郑耀棠：我们说，经常就说，我们决不会走单边路。我们喜欢耍的是双截棍。什么意思呢？单边路只有一个形式，双截棍，建制内建制外，两者之间夹攻，才能奏效。譬如说建制外，我们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什么什么的，谈判啊很多很多的，研讨会等等，组织这些凝聚力量。建制内，我们在议会上义正严词地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为劳工打拼嘛，我们参政的目的要为劳工打拼。我们在行政会议里面我们经常见的是这些高官，决策的高官，我们不断地去Lobby，游说，（他们说）不行不行，怎么不行？老是跟他说。所以这样的话，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为劳工打拼拿到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