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棠：出来解决问题。你不出来解决问题老是这样的不行的，所以我就逼他出来，最后谈了，谈了之后呢这个理事啊复工了。这个问题说明你迫使我使用罢工的手段的时候，我一定会用。
2013年3月28日，一批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商工人，不满工资15年来有减无增，发起罢工，前后历时40天，成为香港二战之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这场运动涉及了三家工会，并被认为是在香港首次将工运与社运结合。随着传媒和社交媒体上每一天不断地跟进报道，这场罢工似乎不仅仅是码头工人和资方的对话，更转换成为了一场全民运动。
采访：在一开始这个工潮发生的时候，工联会其实是有加入去谈判的。
郑耀棠：对，最早
采访：最早的时候
郑耀棠：最早期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下面的下属工会，就已经要做了很多调查，了解工会工人的诉求，他要加薪水嘛，多少多少，已经掌握这个数字，所以跟资方一直在谈这个问题。谈到最后了有个数字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忽然间它们其它的工会介入了，一介入了口号“我们要加薪水多少”，不要这个数字，这一来一哄而起了。
郑耀棠：你知道吗一哄而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不理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分析这个形势，怎么样，要继续下去还是，避一避啊？后来我们下属的工会（表示），既然其他（工会）已经骑劫了，骑劫，这个领导权的时候，我们也不必要双方不同的手法、不同的诉求来硬拼，硬拼的最后的结果是对工人最不利的。所以我们也只能撤退。
郑耀棠：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政府也是出面，一个要求资方，也要求工联会，能不能介入这个谈判，我们就说，我们介入也是没问题，但是不要光是我一家，因为我一家跟你谈的时候，谈出来的结果，你可以人家说你，不知道你这家工会跟资方达成了什么台底交易，那我们水洗也不清了。所以我们要多一家工会，劳联，劳联，因此把劳联也叫过来。
郑耀棠：本来到最后，最后了差不多也谈妥了，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采访：当时提出来，您提到的好像出来的协议是（百分之）十二点多。
郑耀棠：百分之十二
采访：所以当时是资方已经是同意。
郑耀棠：同意了。当然在谈判的谈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策略了，我们回去问一问工人，他们收不收。但实际上，我心底里边可以推见（这是）工人可以收的一个结果。（码头公司）的老板，高层也说会去汇报他的大老板，但实际上汇报大老板，他的大老板不肯，他们觉得没面子，没面子，罢了这么长的时间，把老头子也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很气，所以结果我们的方案就没有得到接纳。
采访：所以我们其实最好的方案，当时是李嘉诚先生的代表是同意的，只是回去以后李先生并不同意。
郑耀棠：对
采访：所以就摆下来了
郑耀棠：嗯
郑耀棠：为什么9.8%呢？因为他们工会曾经说了，没有两位数字不收。所以你看这9.8%，我们本来说是12%，9.8%就是我不给你你说的要两位数字
采访：接近10%，但是绝对不到两位数字。
郑耀棠：对。
采访：这其实就是两方有点斗气
郑耀棠：到最后我告诉你，最后啊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劳资纠纷，而是大家在气了，有气，面子。所以到最后你看见的这个结果，最后的结果不是工人最好的一个结果
采访：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黄国建就说到这次的罢工其实是一个“四输”，“四输”的一个状态，工人、社会、还有老板、政府，还包括了其实这个航运业本身其实也有损失。
郑耀棠：形象损失。
采访：但是职工盟又说这场罢工是叫做“半杯水”的胜利，您怎么看这两种说法？
郑耀棠：我自己看呢基本是输的。工人的基本诉求没有增加。所以我们一直主张所有的东西，劳资纠纷是客观存在的，我经常说这句话，客观存在，寻找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方案是最难的。但是你要谈判的过程里面就要讲究技巧，讲究很多东西，不是光是我杀杀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要顾及到你雇主的面子，来寻找一个双赢的方案。就这样，难啊有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不容易的。
“我们要面包，我们也要玫瑰。”这句标语因1912年美国麻省纺织女工维权运动而出名，多少年来一直是许多工人争取权益的灵魂标语。充饥一时的面包要争取，留香一室的玫瑰也要争取，工会并不该只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才拔刀相助，更应该致力于争取劳工普遍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