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香江：UGL事件背后的思维误区

　　文|屠海鸣

　　UGL事件这几天持续发酵。周浩鼎议员宣布退出立法会UGL事件专责委员会，另一个更涉及利益冲突、更带有严重偏见的成员梁继昌议员却拒不退出，特首梁振英入禀高等法院，状告梁继昌涉嫌诽谤，反对派20多个议员召开记者会向专委会施压……向特首提交建议书。

　　一个几年前早已清楚的事情，被反对派当做政治炒作的议题，给人造成了梁振英“被调查”的舆论事件，更使建制派与反对派对立。这是特首选举落幕后出现的新一轮政治争拗。在笔者看来，事件本身并不复杂，法庭如何审判结果尚待揭晓，但此事背后的思维误区更值得关注。

　　“造谣生事无代价”的误区

　　梁振英怒斥此事是“香港政治极度劣质化的实例”、“必须用民事及刑事手段遏止”、“面对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和滥用的调查，每位港人都有保障自己声誉的权利，就算政府官员并不例外”。看得出，梁特首非常生气。不过，梁特首说的很有道理。近年来，香港政治生态已经严重恶化，恶意炒作事件不断上演，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个貌似“争取民主，抗击专制”的事件冒出来，掀起一阵风波，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拗，真相大白，谎言被揭穿，一切归于平静。可过一段时间，又会冒出一个事件，周而復始，内耗不断。而造谣生事者通常没有付出必要的代价。

　　不妨分析一下去年发生的“李波事件”。在“李波失踪”还仅是传闻时，就有反对派议员宣称：“李波被内地公安抓走”。继而引爆“内地公安越界捉人”、“港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等等话题。帽子如此之大，这还了得!便有众人到中联办门前抗议，群情激愤，似乎天塌下来了。那么，事实的真相如何呢?几天之后，李波家人接到李波报平安的电话，李波称自己无恙，解释自己是自愿过关到内地处理一些事情，并未受到任何人强制，戳穿了“内地公安越界捉人”的谎言。后来，李波平安回港，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并不愿意谈及此事。某些反对派议员仍然不依不饶，宣称“李波受到威胁”等等，继续炒作此事，李波接二连三地网上发声，恳求不要再炒作了，其状之可怜，实在令人同情!

　　“李波事件”过去了，李波及家人受到的舆论骚扰和心理伤害，没有人关心;“内地公安”的形象被抹黑，没有人理睬;“一国两制”的原则被歪曲，没人负责。那些造谣生事的人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又传播新的谣言，製造新的政治风波。在他们看来，言论自由是港人的权利，造谣生事毋须付出代价。这恰恰是一个严重的思维误区，所谓“言论自由”，从来都是以“不侵害他人和公众利益”为前提，即使是身为“尊贵议员”的先生们，也不能无法无天无良知，不能总是做出一些让人诧异的动作来!

　　“民主大于法治”的误区

　　这次UGL事件风波的核心人物是立法会议员梁继昌，力挺他的是20多名反对派议员。有这么多议员力挺梁继昌，似乎民主成分很浓，梁继昌坚持不退出专委会的决定，似乎值得尊重和认同。

　　那么，梁继昌是否应该退出专委会呢?不妨从两个角度分析。其一，梁继昌对梁振英的指控站得住脚吗?梁继昌两年多前致函税务局长后并未得到回应，梁继昌认为“没有通知不会调查”就意味着“已经调查”，这个结论显然不合逻辑;同时，梁振英离职协议的全文已公开两年多，作为专业会计师的梁继昌至今没有指出协议中的哪一笔款项“漏税”，指控没有目标，有臆想成分。其二，梁继昌留在专委会是否“存在角色及利益冲突”?梁振英状告梁继昌“涉嫌诽谤”，同时，梁继昌既是调查事件的呈请人，又是专委会负责调查此事的调查人，显然“存在角色及利益冲突”。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处理类似事件都有一个原则：利益相关方迴避，由第三方调查裁决。此乃常识，难道20多位反对派议员不懂吗?不是不懂，是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不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而是“民主大于法治”。

　　“民主大于法治”的思维误区不仅存在于UGL事件中，以往的许多事件都可印证。比如，基本法明确规定了中央授予香港哪些权力、中央直接掌控哪些权力，说得清清楚楚。但在本港，只要中央行使宪制权力，便有人说：“干涉香港内部事务”、“破坏一国两制”。再比如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当然是从基本法里面找依据，某些议员却主张按照“国际惯例”办事，香港不是国家，“惯例”亦无法律效力，何以出言如此荒唐?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宪制地位，脱离基本法大谈所谓“民主”，正是“民主大于法治”思维误区的体现。

　　“法不责众”的误区

　　尽管我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我人多势众，我就没有错。──这是梁继昌议员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思维特徵。他知道自己背后站着20多名反对派议员，他就有了不退出专责委员会的“底气”。

　　人多无错，法不责众。这是宣称“以法治精神为核心价值”的香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怪现象。比如，“佔中”明明属非法，连策划者自己都宣称“违法达义”，特别是其中出现的暴力行为，违反有关法例，但由于人多势众，似乎可以不负法律责任;比如，港大学生冲击校委会，限制校委人身自由，在有校委晕倒、救护车抵达时，仍阻止医护人员救人，明显违法，但因为人多势众，似乎可以不负法律责任;比如，“旺角暴乱”，暴徒用掟砖块、烧垃圾桶，袭击警员，危害公共安全，但因为人多势众，似乎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后来，“旺暴”的组织者竟然还竞选立法会议员，真是咄咄怪事!

　　如果“法不责众”的现象在香港持续蔓延，不受遏制，必然强化了某些人“法不责众”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与香港的所尊崇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这是十分可怕的。违法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香港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一条。

　　(本文作者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港区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