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一国两制”乃谋之久远的重大国策

　　最近几年，一些香港人开始担心“一国两制”在实施五十年后将会结束，甚至会被“一国一制”所取代。他们担心的理由很多，包括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断下滑、香港拥有的优势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而越来越不“独特”和并非“不可取代”、香港经济越来越依靠内地和中央的支持、香港在政治和安全上越来越成为国家的隐患和威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香港没有全面和准确贯彻、香港各种反对势力坚持对“一国两制”作另类诠释及与中央对抗等。这些人认为，既然香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越来越成为国家的累赘，没有达到中央定下的“一国两制”的主要目标，则在二○四七年后继续实施“一国两制”便不再符合国家的利益，中央因此也没有理由让“一国两制”在香港继续下去。

　　中央对部分香港人的担忧十分清楚，也意识到这些担忧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利，更会让香港那些反对中央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本土分离主义”有机可乘。所以，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官员多次重申中央对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不动摇，强调“一国两制”是让国家和香港两蒙其利的政策。即便“一国两制”在香港尚未全面和准确落实，但总体来说仍算成功，不过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而已。

　　重温邓小平讲话

　　一些香港人的担忧，其实是出于对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和对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的片面理解，尤其未能从战略和宏观角度去认识“一国两制”。要了解“一国两制”的初心或战略意图，必须重视和重温邓小平对“一国两制”乃长远国策的讲话。

　　邓小平于香港回归前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间都作出了“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绝不限于五十年的承诺，并提出相关的理据。这里我引述数段：“我们在协议《中英联合声明》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器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会变了。”

　　邓小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是从动态、广阔、长远、战略视野及以自信和乐观的态度，来审视“一国两制”方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的作用，预计国家的未来发展必定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认定“一国两制”不仅在五十年内，而且在更悠长的岁月中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两制”完全按照理论或“理想”来设计，而无需考虑实际情况和困难。比如英国和西方在香港的利益必须得到好好的照顾，港人的忧虑和诉求也必须获得适当的关照。因此，在具体安排上，妥协和让步不可或缺。然而，由于“一国两制”方针是由中央主动提出，中央在国家长远发展上的战略思维，无疑对“一国两制”的主体和核心内容起着关键影响。

　　“一国两制”是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该战略背后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上，市场机制在此需要发挥重大作用。邓小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研判，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是当前和往后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中世界的主旋律。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有利，为中国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香港的资本主义体系和现代化国际大都会的地位，能有力支撑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特别是在“引进来”方面，通过香港引进资金、人才、信息、市场、科技和管理方式等是有利国家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元素。“一国两制”方针对和平收回香港、达致平稳过渡和保存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让香港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管治并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后，仍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做出不可取代的贡献。

　　中央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抱有极大信心，因此对未来各方面事态的发展也做出了比较乐观的判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利益无远弗届。尽管邓小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完全预测世界和中国的未来，但他们肯定知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格局会出现深刻变化，长期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不可避免要做出调整，尤其在东亚地区而言。与此同时，在中国也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以解决过去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掌握新的发展机遇。

　　香港之于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纷纷断言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逐渐向东亚地区移动，西方的势力和优势正在下降，一个“后西方世界”（post-western world）正在形成，而“东方化”（Easternization）则是一股新的世界歷史潮流。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虽然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不少发展机会，但毕竟这个秩序本质上是一个由西方支配、游戏规则由西方制定和以西方利益为依归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秩序，并越来越为发展中国家所诟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致力谋求改革现有的世界秩序，过程中却遇到西方国家的抗拒；另方面则积极联合一些其他国家建构一个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并存，但较为公平合理的新的世界秩序。“金砖五国集团”的兴起、上海合作组织强化和扩大、“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贸区等举措都是中国倡议的新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繫和依存程度越来越高，“引进来”已经不再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心，而“走出去”则成为更重要的战略。除了资金“走出去”外，人才、企业、产能、劳工、工程项目、技术标准、服务等也要“走出去”。

　　香港凭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其广泛的国际联繫，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法律、专业人才和服务水平，以至其“诚信”“可靠”和“具可预测性”的国际声誉，在国家建构新世界秩序和“走出去”的战略中，可以担当不可缺少的角色。比如，香港是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尤其是亚洲化）和逐步按照市场运作订立汇价的跳板和实验场。香港是涉及人民币货币兑换、结算、清算和融资的平台，是内地资金走出去和离岸人民币“回流”内地的通道，为国家逐步开放资本帐提供条件。又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高端服务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信息中心、企业总部所在地、海外华人网络的枢纽、大型项目融资和管理基地等，更可以在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征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因此，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所要担负的任务，绝非只局限在二○四七年前的五十年，而是在更远久的将来。邓小平曾这样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的存在……‘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

　　两制”的“融合”与“依存”

　　随着国家的崛起，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会不断缩小，香港原来拥有的优势变得没有那么“独特”，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无可避免会下降，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意味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可喜的进展。同时，这也标誌着“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而非失败。邓小平曾说过：“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因此，就算内地有更多的大城市越来越像香港，也不等于说香港便会失去它对国家的价值。实际上，考虑到国家体积的庞大，国家的确需要多几个“香港”，才能满足不断增加和多样化的发展需要。可以肯定地说，就算内地多了几个“香港”，原来的香港仍会拥有一系列内地的“香港”所缺乏的特色和优势。

　　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内地社会主义“一制”的不断变革，香港资本主义的“一制”也会因为中央的要求、内地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方针的改变和香港社会各方面自行作出调适而发生变化。“两制”之间的互动会越来越频繁，彼此之间的“融合”和“依存”程度会不断提升，香港的产业结构、人才组合，及在国家、国际上的功能和定位也会不断更新，从而让香港能够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作出贡献。中央和香港需要不断努力、採取措施，让香港的“一制”能够不断改进，以提升和扩大优势来配合国家的发展需要，这样方能让“一国两制”永葆青春、活力和价值。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二○四七年后不再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则必然会在香港引起震盪，打击投资者的信心，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引发港人的恐惧。香港不但不是国家的瑰宝，反而变成负担和乱源。所以，对中央来说，改变甚至放弃“一国两制”，并非一个轻易做出的决定。

　　部分港人与其杞人忧天，不如更认真地去理解“一国两制”的初心、目标、角色，充分分析和了解国家和世界发展态势，放弃对内地和中央的“抵触”心态，防范香港成为“颠覆基地”和“渗透基地”，警惕“港独”和“本土分离主义”，停止内耗内斗，锲而不捨地强化和扩大香港的独特优势，担负好“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任务。

　　永远让香港是国家的宝贵资产而非包袱，则“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但会源源不绝取得成果，而“五十年不变”也会是难以量度的、更长时间的“不变”。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