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隐性港独”的策略与立场

　　文|戴韡

　　近年，极端思想和言行在本地有一定的市场。“港独”势力出现于香港的街头和选举过程，同时也在青少年中间蔓延。“港独”活跃分子包括一些极端的分离主义者、对中国各种制度和“一国两制”心存不满的人、对世界和国家认识肤浅且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一些寻找个人发展捷径的政治投机分子等。他们激进且好生事，是显性的“港独”。“港独”问题也会在未来选举中出现，明年关于“二〇四七年问题”的争议，也可能加剧本地社会的分裂。

　　“本地主义”与“隐性港独”

　　然而，相信只有极少数本地居民（包括那些分离主义者），认为香港是可以从祖国分离出去的。一些“港独”鼓吹“宁为玉碎”和“勇武抗争”，自己却没有献身精神。目前他们手上也没有枪炮，即使有境外势力“助力”，他们也不可能完成“港独”梦。

　　在香港，本土情怀不等于“本土主义”，而“本土主义”加分离主义，就是所谓的“港独”。香港一些人有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甚至是“港独”思想。他们不说自己支持“港独”，但其政治观点的核心却是要实现香港最大程度的“独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独立”，这便是“隐性港独”。“隐性港独”既有政治人物，也有普通市民。

　　“隐性港独”市民的想法相对单纯。他们持有较强烈的“本土主义”意识和对国家的极度不信任，对社会矛盾的切身体会增添了他们的不满。他们不会亲口宣扬“港独”，也不一定会支持“激进港独”的言行。但在选举中，他们一定不会把票投给建制派，现在也不会投给反对派中打着“民主”旗号的候选人，而是投给“港独”或激进的“本土”候选人。他们认为“港独”或激进“本土”候选人更能代表他们的声音。

　　香港曾是殖民地，当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祖国时，新中国政权已在大陆成立了四十八年，这几乎是两代人的时间，两地文化出现了明显的鸿沟。而近年分离主义思潮在香港冒起，反映了社会对现状的不满，涉及对历史沿革、经济和权力分配方面。在主权回归祖国十九年后的今天，两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但文化差异仍然很大，只要两地文化差异继续存在，本地社会就可能滋生出新的“隐性港独”思想。

　　第二种“隐性港独”，是指有“隐性港独”思想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口头上不提“港独”，称自己是“本土”或“追求民主”。实际上，他们希望香港与国家最大程度地分离，他们是极端和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本土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采取隐性策略，是因为“港独”口号太赤裸裸，连他们也不一定能说服自己接受“港独”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作为政治人物或政客，他们也明白“港独”是非法的，深知承认“港独”所需面对的风险。

　　“激进港独”的同路人

　　在香港，“显性港独”势力的显性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活跃的“港独”不断闹事，不断冲击法律，却又不断地被表扬和支持，因而“港独”活动变得越来越激进和公开化。表扬和支持“港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境外势力，另一方面是来自本地那些与“港独”相同立场的反对派政治人物或学者。

　　“港独”是违反《基本法》的，那些支持“港独”势力的反对派政治人物或学者，面对传媒时往往有一句话是挂在嘴边的——“我是不支持港独的”，但他们接下来讲的话却是为“港独”言行辩解。他们知道“港独”是违法的，但他们又想在香港的宪制下继续获得好处，因而需要与“显性港独”划清界线。然而，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激进“港独”的同路人，他们又一定会顽固地支持“港独”及其活动。这一类“隐性港独”采取的策略是“精人出口，笨人出手”，他们是利用“显性港独”势力去替他们宣传“港独”。除了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外，“港独”的“坐大”是因为被“惯大”了，其中“隐性港独”对“显性港独”的扶持是很给力的。

　　三种“隐性港独”，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在不同场合和时间点上表现出来。“隐性港独”市民比较注意眼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从两地经贸联系中获得的好处，以及在传媒有竞争的环境下，说服他们了解内地，认同中国模式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对引导他们摆脱“港独”思想的束缚是很重要的。

　　并不是所有的反对派政客都是“港独”，“隐性港独”政客也并非个个都一样。但那些作为“激进港独”同路人的“隐性港独”政治人物或学者，他们与“显性港独”的立场区别并不大。

　　（资深香港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