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未变 政治光谱复杂

　　文｜周八骏

　　第六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充分显示，香港政治生态没有改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传统“泛民主派”加上冒起于“占中”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得票率，与建制派得票率的对比，依旧围绕“六比四”这一基本比率。在地区直选中，前者得票率为百分之五十五，后者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五，与上届的相若。在“超级区议会”选举中，前者获得五成八选票，较上届的多了七个百分点，后者获得四成二选票，较上届的少了七个百分点。若干百分点的增减，反映政治形势起伏，不足以反映政治态势（亦即所谓政治生态）变化。

　　基本格局仍是两派对抗

　　二是，政治团体的分野仍然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发端于“九七”前伦敦开始向香港引入代议政制改革，人为制造香港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间的分歧和对立。近三十年来，“泛民主派”争取“真普选”，企图实现亲西方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架空中央对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领导，其本质是“拒中抗共”，其要害是争夺特区管治权。“占中”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恶化的反映，冒起于“占中”的“本土分离势力”，没有偏离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逻辑。

　　有一种观点，“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取得百分之十九的选票和七个立法会议席，标志着香港政治格局由以往“泛民主派”与建制派的两大阵营对抗，演变为“泛民主派”、建制派、“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三足鼎立。这种观点过于夸大了“泛民主派”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差异。的确，“泛民主派”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是有重要差异的，但是，在“拒中抗共”这一本质上没有不同，在向中央争夺特区管治权上没有不同。所以，香港政治基本格局依然是两大阵营对抗。本港一些媒体把第六届立法会成立后的政治分野概括为“非建制派”与“建制派”两大板块，折射这一点。

　　九月六日，在公民党举行的记者会上，公民党党魁、上届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称，“泛民主派饭盒会”“已过气”，在新一届立法会中，“非建制派”议员的沟通和协作不可再受原来“泛民主派饭盒会”框架限制，也不能再以“泛民主派”统称。梁家杰力图整合“泛民主派”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也反映后者冒起所影响的是“拒中抗共”的具体目标和斗争策略，没有、不会也不可能动摇“拒中抗共”作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一方面的本相。

　　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没有改变香港政治生态，但是，明显反映香港政治光谱复杂化。

　　一方面，“拒中抗共”阵营原先仅呈现“泛民主派”主流与少数偏激者之简单的色彩分别，而今，在“泛民主派”中，原先偏激部分缩窄，个别主流团体呈现向“本土自决派”靠拢的迹象；新增“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欲摆脱“一国”的基调一致，在追求脱离中国的具体策略上，“本土自决派”与“港独派”有细微差异。

　　另一方面，在建制派中，个别政治团体与大多数政治团体的分歧更加明显；在爱国爱港中坚团体中，一些人在核心价值观上与“泛民主派”几无差别，对于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设已构成显着障碍。

　　政府施政面临严峻考验

　　为什么香港回归中国近二十年了，而政治生态依旧？为什么近二十年来建制派在历届立法会竞选中越战越吃力？原因固然复杂，但毋须讳言，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团体，迄今仍未占领香港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制高点。

　　什么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团体，与“拒中抗共”势力是信奉同样的核心价值，抑或有所差异？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要保持“九七”前所形成的，一成不变或神圣不可改变？抑或需要随同“一国两制”实践与时俱进，有所扬弃？

　　在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政制发展上，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团体，与“拒中抗共”势力的斗争，是仅止于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分歧，抑或有根本性质的区别？

　　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团体，只有提出完整、深刻、符合“一国两制”的论述，并且据以提出切实可行而具号召力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才能推动香港社会各界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重新启动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政制发展，才能改变香港政治生态——从对“拒中抗共”势力有利，转变为对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团体有利。

　　第六届立法会反映香港政治生态未变，而政治光谱复杂化，对本届政府余下任期的管治和施政提出更严峻的考验，使下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产生过程更复杂更艰巨。最坏的情形是，香港社会可能呈现不安定因素。然而，挑战和考验越是重大，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团体，就成长得越快。

　　香港需要一批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政治人才。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相信香港政治环境将造就一批这样的政治人才。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