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姐粗口”事件与极端激进风气

　　文｜李伟雄

　　应届出炉港姐冠军当选后被爆料，图文并举揭露她在“占中”期间于个人社交网站粗口横飞闹爆警察及特首，被质疑有损港姐形象。她被问及过往在facebook就社会问题表态的情况，对有关在“占中”期间发表意见时连环爆粗的报道，她并不否认。她解释说：是因少不更事。当时刚入大学不久，校内气氛炽热，故放学后会到金钟探望同学。她说，“戴上后冠时发觉很重，它后面肩负的责任更重，有过激的行为都是因为我爱香港”。

　　极端个人主义荼毒青年

　　香港社会近年存在着一股不良歪风，只要个人对某人、某事稍有不满，便可在网上或传媒上大肆对别人作出人身攻击。当这些骂人者受到批评时，往往以“言论自由”为理由，坚持己见。这股“骂人”的风气或语言暴力的行为，究其因由，既是由于香港欠缺一套共同尊崇的核心价值，同时亦是受到极端“个人主义”影响导致的恶果。西方思想家查理．泰勒（Charles Taylor）对“个人主义”对社会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有深刻的分析。个人主义主张：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的信仰，有权利否定前人加于我们的生活形态，这些权利皆受到法律保障着。原则上，人们只要不犯法，便不会受到任何传统秩序所规限。但是，泰勒认为这些传统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每个人（包括应届港姐冠军）确有权利去表达一己之见，这正是自由和人权的可贵之处。但若将她的鲁莽行为放在整个社会情境中看，肯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她的言行，毫不尊重别人，又不符合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若人人皆以她这种方式处事，社会的“自由度”确能大大增强，但是我们将失去很多传统的价值——尊重、责任。人人以自我为中心，这正是个人主义的最黑暗一面。

　　“有过激的行为都是因为我爱香港”，她竟将个人的语言暴力行为合理化，令每个香港人都感失望。这种将暴力合理化的言论，正是引发出近年社会上连串暴力事件的心理因素。我尝试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角度，来分析她辱骂官员的成因。本理论强调越轨行为是受处境（situation）所影响。在特定的处境下，人看到有犯事的机会时，会理智地决定是否去犯事和选择犯事的方法和对象。这理论提出，人是绝对有能力因应某些处境和情况，进行或退出某一越轨行为。当人犯事前，会仔细衡量犯事的风险、成本和得益。在“占中”时，占领者们不但在金钟一带挑战香港的法纪，违法占街。同一时间，支持者们又在网上对政府官员及警务人员恶意攻击。他们极大可能是在计算得益、风险、成本后，才“理性地”作出决定。

　　不要将语言暴力合理化

　　心理学家发现，越轨行为（如在网上攻击人）的犯事者，为了引起公众人士的注意，他们往往会作出更激烈的行动。而且，犯事者在选择攻击对象时，也会计算风险。在“占中”时，他们只要以自由和民主为名，高举人权旗帜，往往便能减低被人追究的风险。因此，语言暴力成为了一项风险不算高的越轨行为，因为官员和警方往往会“逆来顺受”，对网上攻击者的行为不了了之，避免激起更大的抗争。此外，辱骂别人者也会考虑事件的困难度而作出取舍。网上辱骂行为毋须周详计划，毋须投入太多精力，又毋须任何设备，成本可谓极低。而这些语言暴力行为又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博取到别人的注意，正是行动者最大的得益。

　　可见，应届出炉港姐以“我爱香港”为名，在“占中”期间于个人社交网站粗口横飞闹爆警察及特首。初听到时，还以为是冲动和欠理性的行为；但细心一想，你会发现，原来她的语言暴力，不但可能不是因“少不更事”而作出的鲁莽行为，相反其行为背后实与社会风气和个人心理有极大关系。

　　（香港中史教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