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看清“港独”思潮和活动本质

　　文|周八骏

　　4月8日，英国外相夏文达（Philip Hammond）在香港接受传媒访问时称，他不支持“港独”；在上世纪80年代讨论香港前途时，英国已经研究得出结论“港独不是实际选择”（independent is not practical option）。夏文达又称，今天香港有人要求“港独”是“无可避免的后果”（inevitable consequence），是因为政改被否决、香港居民感到挫败、找不到方法推进政改而出现。

　　反对派被分离势力牵着走

　　夏文达这番话包含三层意思：香港不可能“独立”，亦即就“结果”而言，“港独”是一个“伪命题”，此其一；今天香港的确有人鼓吹和争取“港独”，亦即就“思潮和活动”而言，“港独”是一个“真命题”，此其二；出现“港独”思潮和活动，是因为特区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议案被否决，一部分香港居民找不到政制发展出路，此其三。这最后一层意思，点破了“泛民”推行的所谓“真普选”与“港独”思潮和系列行动乃一脉相承。（按：为行文简便，以下简称“港独”代替“港独的思潮和活动”）

　　在政改被否决后，香港社会在政制发展问题上的分野和对立更加明显。爱国爱港政治团体及其支持者坚信，遵循《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必定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的目标。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则深为“真普选”未能成真而沮丧，其中最激进和极端者，面对中央严格按照《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推进香港政制发展的坚强意志和力量，诉诸“港独”。

　　从“恋殖”“抗中”到“港独”，这是特区成立以来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思想演变轨迹。在“占中”前成立的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与冒起于“占中”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差异在于，前者奉行“恋殖”“抗中”，后者奉行“自决”“港独”。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香港政治形势严重性是，传统反对派被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推动着，也开始奉行“自决”而愈益接近“港独”。

　　从“恋殖”“抗中”到“港独”，反对派的思想政治倾向愈益激进和极端，但是基本立场和观点是一贯的，即：欲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重投西方怀抱、为西方若干国家所掌控。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伦敦就明白，只要中国政府不承认关于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就无法在1997年6月30日后继续管治香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地理、民族还是经济，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方面看，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回归中国，回归了的香港不可能再被人为分离。于是，伦敦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前两个月，宣布在香港进行“还政于民”的政制改革，旨在建立亲英、亲西方的“港人治港”。这也是“真普选”受挫后，英国政府敦促香港重启政改的缘故。4月8日，夏文达重申期望政改尽快重启。

　　因此，今天，建制派批判和反对“港独”，不应该也不能以“如果香港独立”为前提，而是必须继续揭露反对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有一种说法，如果“香港独立”，国家将断绝淡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港。还有一种说法，如果成立“香港共和国”，香港居民将无法享有特区护照获一百多个国家免签证的待遇。以这样的观点来说服香港居民反对“港独”或者与“港独”划清界线，也许动机不错，但是，坠入了“港独能成事”的“伪命题”。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会：“香港可以独立，只是独立的代价太大或者独立会给香港居民带来损失。”如果有人回答，不怕“香港独立”的代价多大、带来的损失多大，只要“香港能独立”就行。试问：持上述观点者何以反驳？

　　加剧香港深层结构性矛盾

　　只有看清“港独”本质，才明白中央有关部门为何对“香港民族党”严词谴责。

　　眼下，不是没有人质疑：一个尚未经特区有关机构批准设立的政治团体，即使公然主张成立“香港共和国”，何惧之有？

　　不是怕区区几十人打出“香港共和国”旗号，也不是怕香港真能独立，而是顾虑“港独”思潮和活动将会加剧香港已然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把特区推入严重危机。

　　同2003年7月《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受挫时比，同2005年12月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改革失败时比，同2014年9月至12月“占中”行动发生时比，眼下，香港社会政治两极化更恶劣，经济形势更困难，对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和彷徨的香港居民更多。如果对“港独”思潮和活动采取软弱态度，如果偏离“港独”本质是亲西方、纠缠于“香港独立”的经济及其他消极后果，那么，不仅无法遏制“港独”，相反，必定置特区政府于无力应对矛盾重重的困局。

　　不能不指出，至今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和相应政治生态，仍旧由亲西方的观念和政治力量占上风；为争取今年9月立法会竞选尽可能多选票和议席，若干建制派政治团体对于反“港独”不无顾忌。这时，正需要爱国爱港中坚力量担当中流砥柱，站到反“港独”前列。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