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极端“本土主义”实质是“反中”

　　文|孔永乐

　　近数月，不少人谈论“本土”，当中一些更主张“本土利益”“本土意识”“本土行动”，统称为“本土派”。仔细地看，谈及“本土”的论述还可包括“本土美食”、“本土经济”“本土民主”“本土建筑”或“本土宗教”等。然而，什么是“本土”？进一步看，“本土”与“本土主义”有什么分别？现时香港提出“本土主义”的人士是真本土化还是虚无化？本文尝试补充一些资料，供读者思考更多香港现况。

　　目的是要分裂国家

　　“本土”是中性的词汇，本质上没有特别道德含义。笔者认为，“本土”只是一个形容词，意味多从自己身处的地理环境看待自己、别人及世界的各种问题。然而，当“本土”变成“本土主义”后，那便是另一回事，当中更可以涉及政治、经济及个人行为。在学术上，“主义”大致呈现三种特征：理论、制度及具体运作。例如，“资本主义”涉及自由经济理论，与之相配合的市场制度，在相应法规及社会规范下的具体运作。故此，我们现时讨论“本土主义”也可以多从三大方面仔细分析。

　　笔者认为，二〇一三年之前，香港人多以“本地”描述香港独特情况。严格而言，我们强调目前使用“本土”一词时，根本上与香港惯常使用的本地用语背道而驰。从理论的角度看，西方也有不少着作研究“地方主义”或“地方利益”，当中大多以批判的角度分析全球化下的“霸权主义”或跨国企业。不过，香港现时的“本土主义”似乎对这方面没有任何批判。现时“本土主义”反对国家、批判本地特区政府及仇视本地企业。二〇一三年，香港两名大学教授提出并组织“占领中环”行动，以瘫痪香港本地经济及社会秩序达至其政治目的。然而，自二〇一三年至今，香港似乎没有人士针对西方“霸权主义”、跨国企业及外资地产商作任何详细论述。诚然，殖民地时代已成过去，笔者不认同任何恶意仇视国家、种族及宗教的言论，从而挑起社会间不同族群的敌对及冲突。不过，若然我们坚持香港的本地利益，为何香港的“本土”派别没有高调反对美国或英国跨国企业？去年，笔者曾撰文指出，若然我们抗拒全球自由贸易以保障本地利益，那么为何香港似乎没有团体及人士反对以美日为主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而，不少香港人在不清楚什么是“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却贸然反对此国家经济战略。可见，泛“本土主义”的实质，基本上是“反中国主义”。

　　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主义”其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是基于“城邦自决”及“香港独立”自治，这是极端的“本土主义”论述。有学者指出，香港第一代“本土派”始于二〇〇六年的天星及皇后码头迁拆事件。当时，有人认为“香港是我家”，本地人士要保护历史记忆。此阶段的“本土主义”以保存香港殖民地特色为主。其后，“本土派”逐渐改为抗拒内地游客、学生及简体字等。这派别的“本土主义”以反对香港“内地化”为主。最近，最极端的“本土主义”变成以“香港独立”为目的，以暴力抗争为手段。笔者认为，多个“本土”派别基本上都以西方的理论及角度看待香港的本地问题，一些更以西方的“中国崩溃论”配合香港的极端“本土主义”行动。个别西方学说认为中国分裂才是“文明”的表现。从理论上看，极端“本土主义”是“分裂国家主义”。

　　危害性不可轻视

　　从制度上及具体运作上看，“本土主义”经常指摘香港的政治制度“不公不义”。不过，提倡“本土主义”的各派人士差不多都积极参与香港的立法会及区议会选举。“本土”人士不满意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及大学校董会制度，但建议的改革方案却没有以香港所有本地市民及大学生的整体利益为依据。诚然，笔者不太清楚“本土主义”构想的商业、司法或公务员制度是什么。不过，读者可以细心思考，香港的商业、司法及公务员制度都源自英国。若然我们坚持“本地主义”，那么我们是否也要重新将英国的旧有制度“本地化”？“本土主义”的各派人士都没有提出任何观点。笔者认为，香港的商业、司法或公务员制度有严格的聘任及升迁规定，而且与中国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个别人士也不能随便叫喊几句虚无的“本土”政治口号而动摇现有制度，若只是意在政治选举及阻挠特区政府施政，那就是另有用心了。

　　单是“本土”一词，已经不是香港本地常用的词汇。何况，泛“本土主义”抗拒国家，而极端“本土主义”更主张以武力与国家抗争。笔者认为，这些言行与大多数香港本地人爱好和平的中国文化价值格格不入。反而，极端“本土主义”更类似日本右翼势力反华的影子。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传媒、教育及文化等领域积极向年轻一代散播反华信息。香港政府必须多加留意“本土”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

　　（剑桥大学硕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