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赤琰：机场事件要认清其政治真面目

　　文|郑赤琰

　　《南华早报》专栏作者AlexLo以《“泛民”机场静坐抗议徒劳无功》为题，指出抗议者以声讨违反安检个案为名，占领机场离境大堂，聚集了号称二千五百人，其间所造成的机场安全破坏，远比一个安检案例为大。更何况参与抗议的机场工作人员才不过百来人（占抗议群众一成），九成抗议人士来自“泛民”政党。因此在文章结论指出：“泛民”的抗议战略，显然是无法用选票拉倒梁特首，只好用抗议或骚乱来迫梁下台，如此骑劫港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用这战略是徒劳无功的。

　　歪曲事实无限上纲

　　Lo先生的文章没指出这次机场事件，为何是战略的错误。本来，任何斗争方法称得上战略的，应该是事件本身真正危害到公众利益。只把事件夸大与政治化，甚至任意加以扭曲、抹黑、造谣，根本称不上是“战略”。须知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件事骗得倒一些人一些时候，但骗不倒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这是西谚惯用的话。“泛民”不少是受英文教育的大律师，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的教训。可是“泛民”为了一意孤行要他们所要的选举制度，在没法如他们所愿得到他们希望的政制情况下，便不择手段发起类似机场事件、港大事件、“占中”事件，目的是要丑化上至特首、下至政府与公共机构的公共官员或人员，让港人憎恨政府，然后便可由他们所愿推翻政府。

　　可是“泛民”应该懂得想想，这种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丑化他人的政治行为，不但对他们不利，对全港市民也不利。因为一旦他们把政府扭曲与丑化到很“乞人憎”的地步，在他们引导的抗议群众中，难免会有人情绪失控而酿成暴动。近年出现年轻一代仇视内地与特区政府，为什么主要发生在年轻人群中？这与“泛民”及其社运，加上教育界支持者不断在学校作负面宣传，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事实上“占中”三子便曾在大学连番举行过所谓“全城讨论日”，号召青年学生参与“公民抗命”。在讨论中把现有香港选举制度丑化到全无公平，全无正义，全无人权的地步；至于选举制度坚守公平原则，从未规定凡“泛民”或某个界别的某个人在同等身份下不许参与选举，却只字不提！其歪曲事实与无理的程度，实是令人发指。但对于纯朴未经世故的青年来说，老师与教授将本港选举制度说得如此叫人憎恨的程度，学运当然即时由此发起，谁说不是预料中事？

　　“占中”的所谓“公民抗命”得到“泛民”支持与行动配合，造成七十九天的占领街道、闹市，其对香港利益的破坏，已无法补偿（商铺停业的损害甚至破产向谁追讨？）可是“泛民”一天没推翻梁振英，一天也不罢休。于是接？发生另一个港大校委会受冲击事件。利令智昏下，“泛民”竟有大员陪同某些校友与学生，聚集在校委会开会现场大吵大闹，甚至冲进会场冲击会议，包围委员，拳击委员，威胁委员，如此无法无天。竟然可因一人一时的几句泄密的话，去做出如此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泛民”参与此次冲击事件的委员中，就有人是大律师，他们连“非法取得的所谓证据不能当作合法证据呈堂作证”的基本法律原则都假作不知，真是不知自爱；甚至还以自己是校友的身份，参与了“倒梁”而致倒校监、倒整个校委会制度的图谋当中。他们如此上纲上线去搞群众运动，不仅是没有战略的头脑，甚至连平常心也欠奉。难怪“泛民”党派中一些存在于政坛的已不下三十年的人士，到头来把“泛民”搞到四分五裂，甚至还搞出一众青年党把他们当成是“理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公开与“老鬼”划清界限。

　　除了“占中”“港大事件”外，这次的“机场事件”又是另一起的“大头佛”。最可笑的是在这次事件中，他们发难的对象是梁振英，指他滥用特权、迫使机场职员将其小女遗漏在大堂的一件行李，不必经过安检拿进机场禁区给其小女。这本来就是一件涉及“个人”而不是“官方”的事件，像类似事件长年来随时发生，从来都不会引起机场职员有什么兴趣去跟进。如果连这种惯有的、遗忘行李的事件也可引发整个机场职员群起关注，甚至威胁要发起工业行动，这真不可思议。好在过去并未发生过类似过激反应，这也说明机场职员并非这么太无聊而无事生非。

　　意在图利极力抹黑

　　然则为什么又会闹出今次的“机场事件”来呢？在事件仍未被机场调查之前，本文不敢作任何结论。同样，今次滋事者如果理性的话，也无权作出任何结论，更何况拿事件来向梁或其家人，甚至机场负责人兴师问罪。那便是未审先判，便是十足的政治批斗，不是什么问责。

　　这次事件再一次让人看到“泛民”策动其事，与“港大事件”“占中”事件同出一辙。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第一时间利用事件去抹黑对手，制“敌”于死地。但他们这样做除了自己贪图爽快外，其政治效果只会像“占中”“港大事件”那样失败收场。因为在机场事件中，“泛民”的指控可疑点太多了。第一，就算梁振英向机场人员要求他们派人去取回漏下的一件行李，为什么不可以当他是以一位旅客的身份提出要求呢？为什么要一口咬死他是用行政长官身份向机场职员施压呢？第二，就算机场职员认清梁是行政长官身份而感到受到权威人士的压力，那是职员的问题。更何况漏拿行李如何处理，或涉及的所有安全问题，又或涉及是否造成旅客不方便的问题，机场都会有一定的条例或常规，可依法办事，机场职员有责任要向旅客有礼貌而又有耐心说清楚讲明白，不应有情绪。若朱幼麟所说的涉事职员曾因此哽咽的疑点属实，这只能证明职员受训有问题，不能因此而加罪于梁振英，正如不能随便加罪于旅客那样。更何况国泰开门做生意：“Customer is always right”的守则才有助业务发展。在此，本文也会给梁一个“Benefit of doubt”，相信梁不会蠢到不尊重自己行政长官的身份，竟会在一件行李这么小的事，去向一位普通机场职员亮出自己特首的权力向她或他施压。看来这事件要不被人当作政治来炒作，机场当事人最好能将事件澄清，以免无辜者受害。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